《紅樓夢》研究不僅是中國現(xiàn)代學術的開端(劉夢溪語)，同時也是學術政治化的開端。

　　紅學界的政治風云，正是整個中國學術的悲劇性寫照

　　不久前北京作家劉心武在電視上“揭密”《紅樓夢》，引發(fā)主流紅學界的“圍毆”，認為其“生編硬造”。這一事件不僅暴露了紅學的弊端，而且為中國學術界現(xiàn)狀，提供了一幅輪廓準確的素描。

　　《紅樓夢》研究不僅是中國現(xiàn)代學術的開端(劉夢溪語)，同時也是學術政治化的開端。

　　最先批評俞平伯的安徽青年才子白盾，后以“極右”獲罪，迅速退出歷史舞臺，而藍翎李希凡成為炙手可熱的“新權威”。“紅學”從此淪為政治大批判的犀利兵器。紅學界的政治風云，正是整個中國學術的悲劇性寫照。

　　文革之后，大批學者涌入紅學領域，掀起長達十年的復興浪潮，在“曹雪芹畫像”和大觀園所在地之類的命題里輾轉反側。但不久之后，基于“材料”匱乏，主流紅學迅速喪失了最后的“索隱”和“考據(jù)”能力。這種“技術崩潰”觸發(fā)了紅學的“重大危機”(余英時語)。盡管如此，主流紅學家仍然拒斥劉心武“猜謎”式的“異端”，敵視精神分析學、語言學、符號學和闡釋學等各種新的闡釋方法，一味抱守“索隱”和“考據(jù)”的殘缺。

　　這種可笑的學術自宮，乃是中國學術研究的普遍征候。就連才華橫溢的女作家張愛玲，都是這一學術道統(tǒng)的犧牲品。她“十年考據(jù)”的成果《紅樓夢魘》，沉陷于枯燥乏味的文字考據(jù)，仿佛是對鮮活人生的一次徹底的背離。在經(jīng)歷了情場的諸多挫敗之后，張愛玲這種古怪的“出家”方式，向我們昭示其對于塵世情緣的絕望，但它卻為紅學的乏味本質，作了最深刻的詮釋：《紅樓夢》本來是題寫生死愛情的熱烈宣言，而“紅學”卻成了逃避愛情的寂寞寺廟。

　　與紅學命運相仿的是各種文學研究會行業(yè)。早在上世紀80年代“新時期”，文學的畸形繁榮推動了文學研究的浪潮，不僅“四大名著”皆有自己的研究會，就連那些被官方認可的現(xiàn)代作家，也相繼成為各大學術廟宇的神明。以魯迅為旗幟的魯學，以茅盾為偶像的茅學，以老舍為對象的老學，如此等等，形成強大的“研究會體制”。

　　然而，只要返顧一下歷史就不難發(fā)現(xiàn)，這些官辦“研究會”，二十多年來把持著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大門，見解陳舊，話語僵硬，缺乏真正的創(chuàng)見和活力，卻全面壟斷資源(科研經(jīng)費和學術刊物)，把文學研究變成了少數(shù)人專營的“飯碗”。

　　由于效率低下，嚴重脫離社會現(xiàn)實，“研究會”90年代以來都趨于蕭條，大多數(shù)名存實亡，最多在一年一度的“第N屆××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復活一回，喧囂數(shù)日，又再度落回到“木乃伊”的狀態(tài)。最近還有人成立“巴金文學研究會”，在小圈子內冊封正副會長和理事，以“坐臺學術”的姿態(tài)書寫“巴金神話”，以攫取“巴學”這最后一塊“學術蛋糕”。但這樣的研究機構，除了重蹈那些“研究會體制”的覆轍之外，并未向我們展示任何新的生機。

　　盡管如此，在黨同伐異、捍衛(wèi)威權方面，“研究會體制”卻顯示出驚人的效率。其中成就最為突出的，當推魯學家和紅學家。他們憑借“官學”的身份，掌控學術權柄，痛毆異見爭鳴者，并且已經(jīng)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主流紅學界平素一片死寂，似乎已經(jīng)蟄入漫長的學術冬眠，但只要面臨外部挑戰(zhàn)，竟能迅速翻身應戰(zhàn)，擺出凜然不可侵犯的姿態(tài)。劉心武的猜謎式研究，不過是小說家“玩票”之舉，竟成為紅學家的心頭大患，討伐聲勢之大，令許多人感到震驚。

　　這一“過度自衛(wèi)”事件向我們表明，在21世紀文化多元的社會架構里，曾經(jīng)扮演過重要角色的“研究會體制”，非但沒有推進文學的繁華，反而堵塞了文學研討的自由言路，加劇了學術生態(tài)惡化。

　　拯救日益衰退的文學研究的惟一道路，就是規(guī)勸那些“研究會”自行解散，并且恭請那些毫無建樹的“×學家”下崗。或如批評家張閎所建言的那樣，在央視舉辦超女式PK，讓失敗者在現(xiàn)場溫情脈脈地告退。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朱大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