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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認知一直是某些日本政治人物的“死穴”，不過也因為日本國民性的原因，常常成為他們撈取政治利益的“利器”。被視為日本政壇后小泉時代政治明星之一的日本太子黨外相麻生太郎，在提出要日本天皇參拜靖國神社之后，又出驚人之詞，謂臺灣教育水平很高，跟得上時代潮流，完全是拜日本五十年殖民臺灣推行強行教育之賜。麻生狂言，立刻引發(fā)海內外華人的一片聲討之聲，香港甚至有人上街游行，抗議日本外相美化侵略。其實，殖民臺灣有功論，并非是麻生太郎一人所言，而是戰(zhàn)后日本否定侵略殖民歷史，否定日本發(fā)動戰(zhàn)爭的逆流的延續(xù)。只是這股逆流在小泉純一郎執(zhí)政時期，借著推動日本國家正常化的大旗庇護，慢慢從暗流變成明流，從逆流變成主流，從一小撮政治人物和右翼史家的“厥詞”“暴言”，變成具有很多國民支持的“常識”“真話”，這才是問題的癥結和嚴重性所在。
不必諱言，日本正在竭力打破二戰(zhàn)以后的遏制，重新給自己定位。過去的一年，是相當重要同時具有標志性的一年，從自衛(wèi)隊變成國防軍，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遭到修改，以及要建立國防部(未來的參謀本部？)，小泉已經成功地完成了日本“重新定位”的基本規(guī)劃，后小泉時代的領袖肯定會沿著這個方向走下去，這就是小泉可以在今秋放心交棒離去的主因。在這個“政治突圍”的過程中，日本外務省竟然扮演著先鋒的角色，這一點不得不令人驚訝，也因此可以探測到日本這次國家整體右翼化的嚴重性。
回顧歷史，即使在最黑暗的戰(zhàn)前時代，面臨著戰(zhàn)爭與和平的選擇，日本外務省仍然扮演著體制內鴿派角色，主張國際斡旋，與軍部赤裸裸的侵略主張還是有很大區(qū)別，也因為如此，外務省的重要干部成為少壯派軍人暗殺的目標。戰(zhàn)后，外務省雖然是最為頑固陳舊的官僚體系，但卻秉持了外交的一貫傳統(tǒng)，為了某些右翼政客的暴言而在國際社會中扮演“滅火隊”的角色。但是，從田中真紀子(田中角榮的女兒)下臺之后，尤其是從小泉時代的后期開始，外務省一改傳統(tǒng)角色，開始變成小泉強硬路線的急先鋒。前任外相町村信孝已經對中韓的態(tài)度相當嚴厲，而被視為未來首相人選之一的麻生太郎上臺后，更是一改外務大臣謹言慎行的傳統(tǒng)，屢屢“暴言”，相當出位，這次就臺灣問題大放厥詞，更可以看出其整體外交戰(zhàn)略背后的歷史認知基礎。
從天皇應該參拜靖國神社，到臺灣教育是拜日本殖民之賜，麻生太郎不是“一時失言”，而是后小泉時代日本精英政客的集體意識大透露，不能不引起國際社會尤其是東亞國家的重視。
令人深思的是，當麻生太郎大放厥詞的時候，他說是聽一位臺灣要人說的。言下之意，臺灣人本身就認同了日本殖民的功績。要人是誰？臺灣有被日本媒體譽為“海外最偉大的日本人”的李登輝，有自稱我們在殖民時代就是日本人的“教育部長”杜正勝，還有認為馬關條約的簽訂就是臺灣告別中國的呂秀蓮“副總統(tǒng)”，等等，這些直接間接助長了麻生太郎歷史觀的臺灣要人們，應該重新修一下東亞近代史，不要因為“臺獨”的需要，就去肯定已經被國際社會和史學界公然否定的帝國主義殖民侵略的歷史。在日本殖民臺灣的五十年中，從血腥的武裝鎮(zhèn)壓，到剝奪母語的“皇民化”運動，從貪婪的經濟掠奪，到驅使臺灣人做戰(zhàn)爭炮灰，決非是麻生口中的“功德之舉”。
我們必須再次強調的是，從小泉內閣的一系列表現來看，麻生“暴言”絕非是個人的歷史認知錯誤，而是整個小泉團隊的集體意識，他們拿這種歷史觀教育“小泉學�！敝械膰鴷h員和政客，并由此引導日本民意，將會產生當年福澤諭吉“脫亞入歐”論的效應。甲午戰(zhàn)爭前十年，福澤就在“時事新報”寫社論，鼓吹對清(朝)強硬論，最終使日本走上軍國主義路線。歷史是一面鏡子，為了讓歷史發(fā)揮警鐘的效應，我們就不能對麻生之流扭曲歷史的暴言沉默。(美國《世界日報》2月8日社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