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代際間的隔閡摩擦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或許還不太大，如果同代人出現“雞同鴨講”的局面，后果就格外值得憂慮——如果沒有體制性變革削除由來已久的城鄉(xiāng)鴻溝，新技術帶來的很可能是加深這道鴻溝

　　不久前打開電視體育頻道，正好看到遼寧隊教練、中國籃壇備受尊敬的老帥蔣興權在山東的一場賽后記者招待會上大光其火，厲聲訓斥一位記者。原來，當地一家媒體竟將他稱為“骨灰級教練”！蔣先生道：“這位小伙子，你們在報紙上這么公開說話，可是折我的壽�。　�

　　看到這里，我也大吃一驚：“骨灰級”分明是最惡毒的咒罵，這位年輕記者太不像話、報社主編社長也太不負責。不料一旁的兒子也吃驚地說：嗨，原來他不知道，“骨灰級”是網絡游戲中對人的最高評價！就是形容一個人對某一派、某一事業(yè)最最忠誠，無論成敗，就是變成骨灰也不背叛，練級練到“骨灰級”就是最高境界了。

　　到網上一查，原來“骨灰級”已是“E世代”常用詞，大略等同于“我們”習用的“至死不渝”“以身殉職”“殉道者”等等，表示對一項事業(yè)的無比忠誠、永不反悔、永不背叛……無奈“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變化快！”我輩人確難將“骨灰級”與崇高的贊美聯系起來。

　　雖然網絡語言現在還是年輕人的“專利”，然而隨著他們進入社會，成為各行各業(yè)的中堅，這種令“非網民”無法理解的“網語”將堂而皇之、越來越多地進入“主流”媒體。同一個社會內將相當程度地存在“兩種”語言，在很多時候，彼此說話正應了“雞同鴨講”這句俗話，這對社會和諧而言絕非幸事。

　　蔣興權教練與年輕的媒體記者間的誤解、沖突可能更多地表明“代溝”、代際間的差異和沖突，代際間的隔閡摩擦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或許還不太大，如果同代人出現這種“雞同鴨講”的局面，后果就格外值得憂慮了。

　　以前在一篇文章中我曾說過，現在城市中有孩子上學的家庭大都有電腦；家里沒電腦的，可以到處處都有的網吧接觸電腦；無錢經常光顧網吧的，中小學現在都有條件不等的“電教室”。一句話，生活在城市的孩子，從小就有條件擺弄電腦，已然進入“數字時代”，“網語”成為他們的通用語。不過農村的孩子，尤其是貧困、偏遠地區(qū)的孩子則遠沒有這樣幸運。多數家庭沒有電腦，更談不上“上網”；相當多的學校也連校舍都破爛不堪，當然更沒有電腦。對“網語”，他們的反應可能會與蔣教練一樣。

　　在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知識經濟”時代，知識、信息的流通渠道是否暢通、對信息占有的多少，直接影響到經濟發(fā)展的快慢和某一階層社會地位的高低。在這觸目驚心的“數字鴻溝”背后，是城鄉(xiāng)的巨大差別，是社會結構“城鄉(xiāng)二元化”的必然結果。如果說幾十年前選擇必然造成城鄉(xiāng)二元化的計劃經濟模式是為了在短期內積累工業(yè)化資金的話，那么現在開始進入“信息社會”，這種城鄉(xiāng)分裂的結構已然成為社會發(fā)展的巨大障礙。事實說明，如果沒有體制性變革削除這種由來已久的人為鴻溝，新技術帶來的很可能是城市的片面發(fā)展，反而加深這道鴻溝，強化階層區(qū)隔，因為信息不對稱程度越高，則強者愈強弱者愈弱。

　　階層區(qū)分久而久之會形成不同的語言和文化，而這種文化不同又會反過來強化階層區(qū)分。如獵狐向為英國貴族喜愛，輕裘肥馬，在隨從和成群的獵狗簇擁下追獵狐貍，幾百年來一直是貴族引以為豪的休閑運動。而平民百姓則沒有駿馬和成群的獵狗，只能以獵兔為樂。于是“獵狐”“獵兔”漸成為區(qū)分貴族和平民的文化符號。縱有“獵兔者”偶然進入“獵狐者”之列，也因談不出一套套的“獵狐經”，如水與油雖共處一瓶而層次分明，無法交融。

　　現在，二十多年前就開始玩“超級瑪莉”“魂斗羅”的城市小子已經長大成人，一路下來玩的是“紅警”“英雄無敵”“星際大戰(zhàn)”“新石器時代”“傳奇”和“魔獸”等電子游戲網絡游戲，這些“數字時代”的游戲已然成為他們重要的“文化”，是平日“閑話”的重要內容，說起話來不是“骨灰級”就是“PK”。

　　而對電子游戲、網絡語言大都不熟悉的農村青年，不僅與城里的“E世代”趣味格格不入，有時聽他們說話可能都如聽天書。據說螞蟻就是憑“氣味”來分辨是否“同窩”、區(qū)分“我們”與“他們”的；而語言無法溝通則思想更無法交流，社會階級、階層將呈現“剛性”斷裂。這不是我們所愿意見到的情景。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雷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