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應將非醫(y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定為犯罪，各方爭論激烈。為慎重起見，全國人大常委會25日進行第二次審議的刑法修正案(六)草案，對原草案中有關違反國家規(guī)定進行非醫(y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屬犯罪行為的規(guī)定，沒有作出修改，以待進一步研究論證。(《新聞晨報》4月26日)

　　看到這條新聞，我就想起了美國20世紀60年代的“羅伊案”，1969年，一位化名為杰內·羅伊的婦女和其他人一起向德克薩斯州限制墮胎的法令提出了挑戰(zhàn)———該法令規(guī)定，除非因為維護孕婦的生命，州內一律禁止婦女實施墮胎。羅伊認為：德州限制墮胎的法令剝奪了她在妊娠中的選擇權。該案最終上訴到聯(lián)邦最高法院。1973年，聯(lián)邦最高法院以6：3的多數(shù)意見裁定，德州限制墮胎的法令過于寬泛地限制了孕婦在妊娠過程中的選擇權，侵犯了聯(lián)邦憲法修正案第14條所保護的個人自由，構成違憲。

　　“羅伊案”的結論，此次“胎兒性別鑒定入罪”的爭論，都可以歸結為這樣的原則：在提出一項重大的立法動議時，勿忘法律應當比道德更“寬容”。對胎兒性別的選擇，一定程度上是出于重男輕女的傳統(tǒng)觀念，這樣的價值取向，與社會所倡導的主流現(xiàn)代文明，有著較大的差異。但正如著名思想家博登海默所說，如果把道德的引證作為強制性的行為標準，并且可以就此消減法律設定的權利，或者擴大法律限定的義務。某些時候打出的道德旗號，就可能削減法律賦予少數(shù)人的人格權、尊嚴權，從而縱容了“多數(shù)人的惡行”。

　　在立法的論證過程中，要警惕法律的完美主義傾向。法律完美主義的缺陷在于：它試圖把千絲萬縷、糾纏不清的各類社會事務，用一條條零彈性的法律條文予以界定。眾所周知，法律只有兩個答案：“是”或者“不是”，但社會關系往往是復雜的，它也許會存在N種答案。如果把法律當作一切社會事務(不管它是公共范疇還是私人范疇)的主宰，那么它就具有了某種居高臨下的優(yōu)勢，這種優(yōu)勢很容易轉化成一種權力的過度集中。

　　在人類無法達到現(xiàn)實中的道德統(tǒng)一時，擱置爭議性極大的法律，其實是智慧的體現(xiàn)。法律的存在并不體現(xiàn)于它紙面上的神圣與完善，而是活生生于現(xiàn)實中的效率與公平。重男輕女從屬于傳統(tǒng)價值取向，養(yǎng)兒防老是農村現(xiàn)實的生存需求，對此予以法律上的嚴禁，“違法”者并不會消失，反而會以或明或暗的途徑挑戰(zhàn)法律，并有可能“推翻”法律。

　　現(xiàn)在，我們正越來越多地談論“法治”，法律的地位也變得越來越重要，但法律仍然只不過是調劑社會關系中的某項功能而已，除了法律之外，道德、理想、社會契約也是人類自我調劑行為的方式。讓道德歸道德，法律歸法律，也許是最好的選擇。

　　(來源：燕趙都市報，作者：畢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