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巴里·�？细窳�(Barry Eichengreen)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高級政策顧問，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學術顧問委員會主席。他對經濟危機深有研究，其著作《黃金鐐銬：金本位和大蕭條》被認為是國際上研究1929-1933年“大蕭條”的經典著作之一。今年4月6日，他撰寫的關于此次金融危機和大蕭條對比的文章，一周之內被下載十萬次。日前，他來滬出席亞洲開發(fā)銀行和上海社會科學院聯(lián)合主辦的“21世紀亞洲區(qū)域主義機制：中國的視角”國際研討會，并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

　　迪拜世界不會像雷曼兄弟

　　文匯報：迪拜世界的債務危機引發(fā)了關于第二輪金融危機的擔憂，目前看來，這種擔憂似乎是不必要的，您怎么看？

　　答：我覺得還會有更多的金融問題產生。源于美國房地產市場的問題是從房產蔓延到了金融系統(tǒng)，然后再到政府�，F在，我們的政府不得不大量舉債，引起了人們對于這些債務的擔憂。在迪拜，我們看到同樣的事情發(fā)生了，而且進程非�？�，它首先也出現在房產部分，隨著那里的酒店、摩天大樓在內的房產市場的崩潰，問題就轉到借貸給房產公司的大金融公司，人們擔心問題會否進一步轉移到政府，進而影響到整個迪拜政府和阿布扎比。當然，這次不會像雷曼兄弟一樣引發(fā)那么嚴重的金融問題。這是一次更小的沖擊；相比美國，迪拜非常小。但這次債務危機還是給我們一種提醒，表明其他國家也會有問題，比如希臘、冰島都可能碰到類似問題，而且其沖擊會比迪拜更大。迪拜的問題會提醒人們更加小心了。

　　文匯報：的確，此前人們一直沒有注意到迪拜，冰島倒是一直被人們提及的。

　　答：冰島的問題持續(xù)了兩年，其原因是冰島和美歐的經濟聯(lián)系非常緊密，美歐出現蕭條，很快就會沖擊冰島的經濟。迪拜更多的是與阿拉伯世界以及印度聯(lián)系在一起，所以情況不一樣。

　　后危機時代的問題沒有答案

　　文匯報：您長期專注于金融危機的研究，大家也傾向于將1930年代的大蕭條和眼前的金融危機加以對比，您怎么看兩者間的異同？

　　答：我研究金融危機有很多年了，19世紀發(fā)生的危機，包括1930年代的大蕭條，以及過去50年中新興市場遇到的問題。我認為沒有一次危機像2007年發(fā)生的這場危機那么嚴重，對全球產生那么大影響。它是大蕭條以來最大的危機，如果你看全球的狀況，在危機發(fā)生的第一年，各方面都和大蕭條一樣嚴重。與大蕭條的不同在于危機第一年以后的表現，這一次政策制定者對危機做出了反應，他們同時使用貨幣和財政政策，從而穩(wěn)定了經濟，制止了危機進一步蔓延。而在1930年代，人們甚至不知道該做什么，幾乎無所作為，因此，“大蕭條”會那么“大”，持續(xù)了四年，1929-1932年間經濟持續(xù)下滑。所以，兩者最大的不同在于經濟政策。

　　文匯報：但是1930年代的大蕭條是傳統(tǒng)經濟危機，主要發(fā)生在實體經濟領域，而眼前的問題似乎并不一樣，當年的危機帶給我們的警示到底有多少是管用的？

　　答：在我看來，發(fā)生大蕭條的原因和此次金融危機的原因是相似的。1920年代，在大蕭條前，美國的佛羅里達州(而不是加利福尼亞州)也出現了房產的過度繁榮，美聯(lián)儲的反應是緊縮此前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當時也出現了全球不平衡的問題。從這個角度看，兩次危機，很多因素是相同的、相互疊加在一起的。

　　目前的全球經濟中存在著結構性問題。對美國來說，應該將更多資源放到出口行業(yè)中，將產品更多出口到世界各地。眼下，應該運用標準的需求管理政策來支撐全社會的需求，而改變經濟結構則是明天的事。幫助失業(yè)者找到工作并穩(wěn)定人們的需求今天顯得更為迫切。

　　文匯報：那么，您是否同意“我們已經步入后危機階段”的說法？

　　答：如果你說的后危機時代，是指我們是否解決了所有導致危機的問題，那么回答將是否定的。美國和其他發(fā)達國家的金融系統(tǒng)還沒有穩(wěn)固，世界經濟尚未平衡。讓中國消費更多，讓美國儲蓄更多，這類問題仍有待解決。這些問題的解決，才是判斷是否進入后危機階段的先決條件。

　　文匯報：既然說兩次危機的成因相似，那么眼前經濟學為什么還會面臨難以預測危機的挑戰(zhàn)呢？

　　答：這些相似的因素都是在事情發(fā)生以后才看清的，危機前要看清這些就很難。比如說，我認為中國的確需要認真對待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上的泡沫，并采取更多措施來應對，因為我們很容易將這些泡沫同2006年美國市場發(fā)生的一切聯(lián)系起來，并提出類似的警示，畢竟兩者之間只相隔三年；但是，如果要把這些同1928年的情況加以對比聯(lián)想，就很困難，因為大多數人都沒有經歷那個年代。我們只能從歷史教科書上來學習并吸取教訓，而實際上，并不是每個人都會讀歷史書的。

　　在我看來，關鍵問題出在群體心理上。關于這種群體心理，美聯(lián)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有過一個非常好的表述，那就是 “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他在1996年就提到這一事實：當市場上漲時，哪怕我們根據歷史經驗已經得出這是一個泡沫的結論，人們仍舊會找各種各樣利好因素來解釋市場為什么會上漲，并編造各種解釋來證明市場仍舊是健康的，盡管事實并非如此。由于每個人都在賺錢，都非常高興地看到市場的上漲，自然就會傾向于認為那些解釋是合理的。

　　根據我的研究，通常來說，危機不可能是一個原因導致的，而是兩到三個因素結合在一起所致。不同因素結合在一起，就會以不可預料的方式發(fā)展。所以，眼前所經歷的危機沒有哪個人能成功預測到。耶魯大學教授羅伯特·希勒(Robert J.Shiller)預測到房價會下跌，但是并沒有預測到整個金融危機；紐約大學教授努里埃爾·魯比尼(Nouriel Roubini)預測了美國貿易赤字的不可持續(xù)性，他的赤字將會縮小的結論是對的，但是，他也沒有預測到整個事件。所以，這類預測是很難的；如果你每天起床后就開始預測金融危機，總有一天你會猜對，但這并沒有什么實際價值。

　　新興市場國家大有作為

　　文匯報：根據您的研究，新興市場在此次危機中又表現出怎樣的獨特性呢？因為上一次亞洲金融危機發(fā)生時，哪怕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沒有提出很好的辦法。

　　答：過去，1997和1998年在新興市場發(fā)生的危機，其嚴重程度比美國的次貸危機其實更厲害，原因在于政策制定者不能做出什么來恢復經濟，當時比較典型的新興國家政府已有非常嚴重的財政預算赤字，使用財政政策的空間很小，加上很大部分債務要用美元結算，所以他們不可能讓本幣貶值或降低利率。而這次面對危機則有了非常大的不同，因為新興市場國家的政府可以起作用了，他們沒有美元負債的壓力，當經濟下滑時，他們可以降低利率，而不用擔心這一舉動對匯率造成影響。所以，在新興市場發(fā)生的變化，不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起了什么作用，而是新興市場國家自己建立起了保護機制，當他們需要使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穩(wěn)定自身的經濟時，他們可以有所作為。

　　文匯報：外匯儲備大量增加又是一個非常具有爭議的問題，對此您怎么看？

　　答：擁有大量美元是一件好事，可以讓新興市場國家在危機中保護自己，當出口商和銀行需要美元時，隨時都可以拿到，但是這同時也加劇了全球的不平衡。新興市場國家需要做的，可能是向中國及其鄰國學習，建立一個儲備池。我了解到，“清邁協(xié)議”的簽訂就是要讓每個國家都從儲備中拿出一億美元，放在一個池子當中，當一個國家需要使用的時候，就可以從中取出一部分，用后歸還，這樣一來，每個國家就不需要自己儲備了。這就像你不需要自己有一輛自行車，而可以借來使用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