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的對象是“機制”不是“數(shù)量”

　　在總量上，我國居民收入占GDP的現(xiàn)實比重基本上是正常的，是由當前國民經濟發(fā)展水平決定的，不宜人為地改變。我國大多數(shù)人的收入和消費水平低于目前的發(fā)展水平，是少數(shù)人超經濟占有和揮霍性消費的必然結果。這種局面只能通過改革分配關系來轉變。

　　正當舉國上下討論如何解決分配不公的時候，一些人提出了一個收入倍增計劃，具體措施是提高最低工資，降低企業(yè)和財政收入的比重。這個議題很有吸引力和迷惑力，它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居民總收入占GDP的比重上，把當前的分配問題歸結為工資率和積累率問題。在我看來，這樣的觀察角度是顛倒了分配問題的因果關系，轉移改革的主攻方向。我們的主攻方向是改革收入分配機制，理順分配關系？還是直接提高工資，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治本還是治標？這是必須首先明確的戰(zhàn)略問題。

　　在我國現(xiàn)行的收入分配關系中，主體分配方式不符合法律上確定的產權關系，不符合等價交換、按要素分配原則。問題的要害是人們的投入與產出不對稱，是人們的收入結構與投入結構的差距過大，而不是總量占GDP的高低問題。即使財政收入占比有所偏大，也不是主要原因，其要害是預算結構不合理，公共品和準公共品開支嚴重不足。

　　有人主張直接提高工資、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其主要理由是，我國的工資和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續(xù)下降，不僅比發(fā)達國家低，而且比許多發(fā)展中國家還低。其實，處在不同發(fā)展階段的國家，勞動生產率、剩余價值率和剝削率不同，勞動報酬占國民收入的合理比重也是不可能相同的，不能如此簡單地橫比，要有歷史感，必須根據(jù)我國發(fā)展的時空定位，實事求是地分析收入比重的成因。

　　國民收入由必要勞動創(chuàng)造的價值V和剩余勞動創(chuàng)造的價值M兩部分構成。V和M哪一個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大，決定生產方式的性質。因此，剩余價值率M／V是衡量現(xiàn)代化水平的唯一指標。所謂現(xiàn)代化就是剩余價值率不斷提高的過程，剩余價值率整體上超過100%是國民經濟現(xiàn)代化的客觀標準。只要一個國家或地區(qū)的剩余價值率還低于100%，生產方式的現(xiàn)代化在整體上還沒有完成，小生產方式還占主體地位，至多還處于所謂小康階段。一個國家或地區(qū)剩余價值率超過了100%，工資V占GDP的比重低于利稅M，說明這個國家現(xiàn)代生產方式已經成為GDP的主要生產方式，但中產階級還沒有成為社會結構的主體，市場經濟還處于私人資本主義階段。而隨著科學技術的發(fā)展，人力資源向人力資本轉化的比重日益增加，中產階級隊伍不斷壯大，越來越多的剩余價值轉化為他們的收入，剩余價值率就不再是剝削率的代名詞，剩余價值率越來越高，剝削率卻越來越低。一旦中產階級居于社會結構的主體地位，居民可支配收入超過了利稅，市場經濟就進入了社會主義階段。

　　所謂中產階級，實際上是一個獨立的新階級，他們憑借人力資本，基本上獲得了自己勞動創(chuàng)造的全部價值�烿＋M��，既沒有占有別人的勞動，也沒有被別人占有勞動。因此，他們是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天然載體，隨著這個隊伍的壯大，剝削率不斷降低，私人資本主義逐步向社會資本主義過渡。這個新階級的成長壯大，不是政府政策人為的結果，而是科學技術發(fā)展的必然趨勢。企圖通過分配格局的改變創(chuàng)造一個舉足輕重的中產階級，是拔苗助長，陷入了分配決定論。居民的收入倍增，中產階級占社會結構的主體地位是經濟社會發(fā)展問題，不是改革或規(guī)劃問題。這是一定要分清楚的兩回事情。

　　規(guī)模宏大的民工潮充分說明，我國的資本原始積累還遠遠沒有完成，正處在現(xiàn)代化的初始階段上。也就是說，我國的大多數(shù)勞動力還沒有完全轉化為真正的商品，貨幣也沒有完全轉化為真正的資本，財產性收入和權力資本的收入還大于人力資本的收入。工業(yè)經濟在整體上還沒有越過絕對剩余價值生產階段，眾多流動勞動力在相當程度上還被當作消費品在耗費，轉化為人力資本的勞動力只是鳳毛麟角。在這種情況下，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動報酬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下降，是正常的、理所當然的。這恰恰是現(xiàn)代化水平正在提高、還沒有達到足夠高度的標志。工資是勞動力的價格，其水平的高低是由勞動力的價值和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的。即使分配機制是公平的，工資絕對額逐步提高的同時，相對額下降，在一定時期內也是不可避免的歷史現(xiàn)象。在勞動力供求不平衡的條件下，法定最低工資標準對勞動者的保護作用十分有限，弄不好會成為資方壓低工資的借口。我國目前的實際工資大大低于應該達到的水平，主要原因是超經濟剝削、同工不同酬造成的。社會保障不到位，不能改變人身依附關系，消費不足，就業(yè)崗位短缺，人為規(guī)定最低工資標準是無濟于事的。我們必須看到，我國當前的所謂就業(yè)問題，不是一般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需求不足造成的，而是農業(yè)生產方式改造、農民分工角色和社會身份轉變受到上層建筑、意識形態(tài)的阻礙，城市化嚴重滯后和扭曲造成的。在這種情況下，工資提高過快，必然提高國民經濟空間結構調整和人口城市化的門檻。在工業(yè)過于分散、服務業(yè)發(fā)展半徑不足、勞動力供大于求的條件下，大規(guī)模地用機器代替工人，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富士康和廣州本田等企業(yè)，在經歷了“連環(huán)跳”和罷工事件之后，都大幅度地提高了工資，地方政府也在爭先恐后地宣布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于是，有的人就宣稱，中國的低工資時代結束了，似乎從此進入了高工資時代。我認為，這個結論為時尚早。只要民工潮還存在一天，中國市場經濟的原始積累就沒有結束，工資整體上低于勞動力價值的時代就不可能結束。工資水平的高低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不是政府政策的選擇，而是由市場發(fā)育水平決定的。從發(fā)展看運行，既沒有所謂低工資時代，也不可能有所謂高工資時代。在整體上，人們的工資和收入水平是由勞動生產率決定的。在勞動生產率不同的條件下，比較工資的高低是沒有什么意義的。一些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的工資水平看起來很高，實際上勞動生產率更高，單位產品的工資含量可能比勞動生產率低的國家和地區(qū)還要低得多。

　　在市場經濟發(fā)達的國家，勞動力轉化為人力資本的比重早就超過了30%以上，所謂中產階級已經成為社會結構的主體部分，在他們的所謂工資中已經包含了自己勞動創(chuàng)造的剩余價值。因此，發(fā)達國家的剝削率與剩余價值率已經分離為兩個獨立的經濟范疇，所謂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達到60%甚至70%以上，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勞動生產率比我國低的國家，其剩余價值率、剝削率也低，工資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比我國高也是十分正常的現(xiàn)象。這只能說明這些國家的現(xiàn)代化水平比我國低。我國貴州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大高于上海，不是收入分配比上海合理，而是發(fā)展水平大大低于上海的客觀反映。

　　在總量上，我國居民收入占GDP的現(xiàn)實比重基本上是正常的，是由當前國民經濟發(fā)展水平決定的，不宜人為地改變。我國大多數(shù)人的收入和消費水平低于目前的發(fā)展水平，是少數(shù)人超經濟占有和揮霍性消費的必然結果。這種局面只能通過改革分配關系來轉變，人為地提高最低工資和居民收入總量，降低積累率，必然極大地阻礙我國生產方式轉變的發(fā)展進程。

　　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群體在中國，足以說明分配的問題不在收入的總量而在收入的結構。結構決定功能，消費不足是不合理的收入結構造成的，而不合理的收入結構是由不合理的分配機制造成的。所以，收入倍增計劃大有嘩眾取寵之嫌，老老實實改革收入分配關系，才是當務之急。在理順了分配關系，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正常發(fā)展，我國的中等收入階層也一定會逐步成為社會結構的主體，所謂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也將逐漸超過所謂利稅，居民的收入倍增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不是計劃出來的。

　　當然，稅收占GDP的比重是否合理，對居民收入的總量是有影響的。但是，在公共品和準公共品開支嚴重不足的情況下，人們應該關注的主要問題，不是稅率的高低，而是預算的結構是否合理。按目前的收入分配機制和結構，即使稅收占GDP的比重接近于零，80%的居民的收入也不可能倍增。

　　總而言之，當務之急不是把可分配的蛋糕做大，而是如何公平合理地分配現(xiàn)有的蛋糕。只有把蛋糕分配得更合理、更公平，蛋糕才能做得更大。(劉福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