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的大多數人都認為中國經濟成功主要依賴著對發(fā)達國家的出口。乍看之下，這一點不言自明。2007年，中國的出口規(guī)模幾乎占到了GDP的40%。這個數字自2001年以來翻了一番。其中，1/4中國商品的出口目的地是美國，歐盟的比重甚至要更大一些。當前，美國經濟和中國出口的增速都將必然下降，一個必然的推論是，中國經濟成長也將受到沖擊；并且，如果今年美國經濟出現問題，這將比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滅之時要嚴重得多。

　　然而，簡單地看中國的外貿依存度是有誤導性的。日前，英國的《經濟學家》雜志介紹了瑞銀經濟學家安德森的研究，根據安德森先生的重新計算，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遠沒有想象的那么大。這一點也得到了有關國際組織的驗證。世界銀行在日前公布的《2008年全球經濟展望》中預測說，發(fā)展中經濟體的回彈力將緩沖美國目前增速放緩的影響。今明兩年東亞和太平洋地區(qū)增速與2007年相差無幾，分別為9.7%和9.6%，2007年為10%。該報告基于的判斷是，在貫穿2006至2007年的全球高技術周期性下滑影響到出口勢頭的情況下，很多經濟體的增長主要依靠了國內需求推動。

　　出口占GDP的真實比重并不大

　　與國內外流行意見不同，筆者認為，世界銀行隱含的意思是，中國是上述依靠國內需求推動的“很多經濟體”中的一員。

　　問題的關鍵在于，外貿依存度和(凈)出口占比等簡單指標忽略了出口和GDP的計算方法存在的本質區(qū)別。出口度量的是總量規(guī)模，而GDP度量的則是增加值。如果仿照GDP的計算方法來度量出口，那么，外需的下降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將得到更為合理的考量。

　　仔細來看，出口中至少包括兩部分是計算增加值時需要扣除的。其一是，出口中所包含的進口產品部分，比如來料加工產業(yè)中的原材料；其二是，出口產品中所包含的在國內生產的中間產品部分，比如有國內企業(yè)提供的原材料。后一部分之所以要扣除，是因為他們也是不計入GDP的。只有如此，出口的指標才是增加值意義上的，才可以與GDP相比較。眾所周知，中國出口中制造業(yè)占據了很大的比重，而制造業(yè)中的很多投入是需要從國外進口的，一進一出后，出口規(guī)模雖然龐大，但附加值其實并不大，因而對GDP的意義也并不大。所以通俗而言，GDP只度量附加值。

　　經過這樣的調整，中國“真實的”出口比重立即下降到占GDP的10%以下。這一比例雖比日本略高，但低于出口導向型經濟體新加坡和臺灣。這一點可以解釋為什么出口的明顯下降并沒有導致中國經濟增長的放緩。在IT泡沫破滅的2001年，中國的出口下降了35%之多，但中國整體的GDP增長率只下降了不到1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就業(yè)指標也證明了出口部門在經濟的比重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大。

　　近兩年中國的凈出口(出口減掉進口)增長很快，2005年以來凈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20%，而此前只有5%左右。應該注意到，首先，凈出口的放量增長并不是因為中國出口規(guī)模的大幅上升，而是因為進口規(guī)模的明顯下降。其次，盡管凈出口已十分重要，但這種重要性也不宜夸大；實際上，即便是中國的凈出口下降為0，中國內需仍然可以推動接近9%的高增長率。最后，從地緣分布上看，中國對新興國家的出口占到了更大的比重，而新興國家的經濟增長活力十足。

　　內需才是中國經濟真正引擎

　　值得注意的是，“需求”不足并不意味著“內需”不足。將這兩個概念混同是大量分析中常見的低級錯誤之一。實際上，中國經濟增長的頭等功臣不是外需，而是投資，投資貢獻了經濟增長的40%。一個擔心是，出口部門的萎縮是否會導致投資的縮減。這一點擔心實際上也沒有充分的理由。因為，中國一半以上的出口是發(fā)生在基礎設施和房地產領域，直接和間接與出口部門有關的投資只占到14%的比重。

　　正確評估出口在中國經濟中的作用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蘊涵。

　　首先，宏觀調控部門應該將出口下降的因素考慮在內，但不應夸大國內通脹的嚴峻形勢。按已有的信息判斷，中國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2008年至多比2007年下降一半，但此前的分析表明，這也只是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從11.5%的過熱區(qū)間下降到10%的較為合理的區(qū)間。這將有利于中國經濟的“軟著陸”。從這個角度說，美國經濟的放緩將幫助中國經濟適度降溫，而不會把中國經濟拖入衰退。中美經濟雖遠未達到“脫鉤”，但中國經濟更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無疑植根于內部，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膨脹很大程度上自成體系。鑒于今年主要基本面拐點難現，中國宏觀調控的壓力也不會因美國經濟的放緩而自動緩解。

　　其次，應正確對待國內外對中國過度依賴出口的批評。中國順差在規(guī)模上的確很大，但簡單的指標可能并不是一個有說服力的度量。從貢獻率上看，實際上，2007年凈出口貢獻率占到了美國經濟增長的30%，遠遠超過中國凈出口的20%貢獻率。這一點顯示，中國內需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要大于美國內需對國內經濟增長的貢獻，從而意味著針對中國高順差的批評其實言過其實。

　　再次，對中國而言，重要的是調整內需本身的結構，而不是內外需之間的結構。所謂中國內需不足的觀點是模糊的，并可能會轉移國內結構改革和宏觀調控的著力點。中國的調整不在于要降低出口，增加內需，而在于應增加消費的比重。中國通貨膨脹的壓力主要來自內需中的投資部分。投資和消費同是內需，但應該將兩者區(qū)分開來。在增加居民收入和刺激消費的同時，應該注意同時控制投資的增長，否則，通脹局面將難以收拾。也就是說，中國的宏觀調控從根本上說，應該是需求轉換型的，而不是需求增加型的。

　　最后，正確評估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并不是要貶低出口部門和對外開放對中國經濟效率提升的重要意義。有學者注意到，FDI實際上緩解了中國金融部門改革的滯后，為中國提供了極為重要的資本積累。另外，外貿部門帶動了中國的技術更新換代和人力資本積累。這些方面，都不是僅僅能從GDP貢獻上可以看出的。

　　總之，就中國宏觀形勢而言，美國經濟的放緩并不會帶出中國經濟增長的拐點，相反可能會在整體上幫助經濟合理降溫；相關政策部門應合理考量出口下降對增長的影響，宏觀調控不應過早松懈。(傅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