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教授、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 趙憲章
問:新版電視劇《紅樓夢》本著忠于原著的原則,將劇情、臺詞、大小角色設定等全都照搬上熒屏。有人冠之以“電視書”。請問,忠于原著就等于照搬嗎?在藝術真實和再創(chuàng)作問題上應該如何把握?
——上海汾陽路 賀敬安
答:對于新版電視劇 《紅樓夢》引發(fā)出的一些是非探討,借用“雪中芭蕉”為例予以說明或澄清,也許頗為恰當。
“雪中芭蕉”是唐人王維所畫《袁安臥雪圖》的局部,最早著錄于宋人沈括的《夢溪筆談》。沈括提及此畫,乃是有感于張彥遠對王維的批評。張氏批評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而沈括舉“雪中芭蕉”為王維辯護說,“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并進一步指出:“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
“雪中芭蕉”不僅是中國繪畫史上的一樁千年公案,還常被視為分析藝術真實性的一個典型個案。雪本北方寒地所固有,芭蕉長在溫熱之南國,二者在畫面上同時出現有違生活常識。張彥遠批評王維作畫“不問四時”,有一定道理。事實上,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還列舉了其他類似錯誤。例如,吳道子畫子路,飾以晉代才佩有的木劍;閻立本畫王昭君,戴有國朝(唐朝)才時興的幃帽,等等。在張氏看來,“生活事實”是藝術真實的參照,“衣服車輿、土風人物,年代各異、南北有殊,觀畫之宜在乎詳審”。只有對生活進行“詳審”才能達到藝術真實。王維的“雪中芭蕉”,顯然違背了這一真實性原則,因而被批評為“畫之一病”。
不過,將“生活事實”作為藝術真實的參照并非無懈可擊。宋人朱翌就曾說:“右丞(王維)不誤,嶺外如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開花!泵魅擞巅偷摹渡介韵菊Z》也辯說某人在廣西就“親見雪中芭蕉,雪后亦不壞也”。王肯堂在《郁岡齋筆麈》中,更是用梁朝徐詀的一首詩來證明雪中芭蕉的存在,并且以“閩中大雪,四山皓白,而芭蕉一株,橫映粉墻”的實例來論證雪中芭蕉 “蓋實景也”。由此可見,倘若極南之地普降大雪,類似“實景”是有可能出現的。
這其實涉及到了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可然律”或“必然律”。亞氏認為,詩比歷史更真實,理由在于歷史只記載已發(fā)生的個別事實,而詩人關心的則是普遍性,即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模仿歷史。因此,藝術真實關注歷史和現實的普遍性,即生活中“可能發(fā)生”和“必然發(fā)生”的事實,而不是“偶然發(fā)生”和“個別發(fā)生”的情狀。
任何形態(tài)的藝術真實都是虛構和想像的產物,因此不必拿現實生活本身直接去比照、衡量和評論藝術。藝術家主要對受眾的想像力負責,而無須過多對生活事實負責。僅將生活事實作為藝術真實判斷的唯一參照,不能完全服人。同樣,在藝術再創(chuàng)作方面,與原著之間也存在藝術真實性問題!都t樓夢》是以寫實為主調的作品,但是其中也夾雜了類似太虛幻境這樣的“魔幻”情節(jié)。電視劇作為藝術再創(chuàng)作,在編導過程中加入一些新的藝術構想也是無可厚非的。所謂忠于原著并不是要求照本宣科,而主要是指忠于藝術真實。
那么,怎樣的虛構和想像才是藝術真實呢?合理的虛構想像和 “畫之一病”的區(qū)別在哪兒呢?思考這個問題,還是讓我們回到對“雪中芭蕉”的爭論上來。
王維的“粉絲”對“雪中芭蕉”最有力的一個辯護就是選擇了從立意的角度出發(fā)。他們聲稱,《袁安臥雪圖》實則表現出王維所信奉的佛禪精神,即芭蕉作為“速朽之物”能夠“凌冬不凋……以喻沙門不壞之身,四時保其堅固也”。如果這是確實的,那么只要作品能夠表達某種意義,都應當被視為一種真實,即所謂“造理入神,迥得天意”。就此而言,“藝術真實”又是有意義的虛構;氐健都t樓夢》的翻拍上來,關鍵是要表現作者的立意、抓住小說的“魂”。在藝術創(chuàng)作和再創(chuàng)作過程中,今人與古人都不必畫地為牢,更無需拘泥于牽絲攀藤的細枝末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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