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汪暉事件和朱學勤事件共啟學術轉機
本刊編輯部
從公開信到公開信,從汪暉到朱學勤,盡管事態(tài)發(fā)展中隱約有一絲令人不安的氣息——已有評論表示擔憂,希望學術打假莫成派系斗爭的工具——但我們此時仍愿意相信,越來越“熱鬧”的討論甚至紛爭,是學術這一“經(jīng)國大事”在公共性意義上得以提升的途徑,而非滑向鬧劇的起點。
問題的實質從一開始就很簡單,也很明確:當事人是否抄襲?需要啟動什么樣的程序來查清事實?若抄襲屬實,當事人該負何種責任、該被如何處理?
這是我們的訴求,也是本刊發(fā)表《就汪暉涉嫌剽竊問題給中國社科院和清華大學的公開信》的初衷。我們愿提供一個平臺,讓問題回歸它的實質。從這個意義上,我們也樂于見到海外學者聯(lián)署寄給清華大學校長的信件向公眾公開。
以汪暉教授在國內及國際學術界的影響,在已經(jīng)過去的3個多月里,我們一直期待圍繞他的這起事件成為一個契機。
如今,上海大學教授朱學勤面臨和汪暉相似的抄襲指控。以朱教授的學界分量,我們投以同樣的期待。
我們的期待是:廓清學術底線,明確學術規(guī)則,完善學術機制。
底線,意味著治學者要有基本的尊嚴,也意味著學術共同體對這種尊嚴及相應的行為準則有基本的共識。規(guī)則,意味著學術共同體對突破底線的行為能夠進行有效的辨識、調查及處理。機制,意味著學術共同體需要提供一種保障,這種調查和處理不會因時、因事或因人而異。
我們愿意相信這兩起抄襲指控事件及公眾對此的關注中,蘊涵著這樣的契機。然而,我們并未天真到無視其中的糾結。
讓問題變得復雜和模糊的,先是學術觀點的分歧,并由此在學界形成不同的“山頭”和派系。學術政治本難以避免,但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一系列事件,造成的一個最大惡果便是,學界割裂到了傷害以至擊破基本共識的地步。這是中國學術的大悲哀。
在理想的視域里,這兩起事件本是學界修復共識的契機。我們一方面樂見其成,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認還存在他種可能性,即擊破基本共識的力量有著太過強大的慣性,這種慣性將裹挾這兩起事件,從而錯過這個契機。
一旦錯過,慣性的前方就是鬧劇。
首先,請以我們的態(tài)度切斷這種慣性。兩封公開信,盡管立場并不一致,但我們愿意從中提煉出共同的對學術的誠意。兩次抄襲指控,一用真實身份一用網(wǎng)名;兩位當事學者,一個保持沉默,一個接受媒體采訪表示將撰文回應,并“非常希望啟動調查機制”——但我們愿意相信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珍惜自己治學者的身份和尊嚴。
有了意愿,有了相信,事件才有可能往良性方向發(fā)展。
其次,請相關學術機構在處理這兩起事件時表現(xiàn)出足夠的智慧,以切斷這種慣性。一套好的解決方案,能夠有效回避糾結纏繞的學界恩怨,激發(fā)事件潛在的積極意義。而欠妥當?shù)姆桨福蛘咭晃锻涎、拒絕正面解決,則將放大事件潛在的傷害力量,進一步割裂中國學術界。
總之,我們所期待者,不要以派系之爭掩蓋問題的實質,不要以誅心之論裁定相關發(fā)言者的動機,也不要因缺乏解決問題的勇氣而坐失良機。
民國報人張季鸞為《大公報》撰寫《本社同人旨趣》,提出“四不”辦報方針。他寫道:“第四不盲……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沖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于事實,是謂盲爭!
“吾人誠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睆埣钧[的這句話,我們今日呈現(xiàn)于版面,用以自勉,也用以寄望于學界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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