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電影《唐山大地震》,看到片中童年的方登,竟讓我想起了那年初秋在唐山所結(jié)識的一些相似的形象與疑似的生活。
1976年7月28日凌晨3點42分,唐山發(fā)生地震,我于8月1日作為海軍報的特派記者趕赴那里采訪。到10月1日隨救災部隊撤離,在唐山正好兩個月。
在漸遠漸淡的記憶中,依然記得一對小姊妹。那天下午,我外出采訪回指揮部的路上,見護城河一座臨時搭建的橋頭上,坐著兩個小女孩,大的十二三歲,小的八九歲。各穿一件黃軍裝上衣,下身則只穿著褲頭,蓬頭垢面、神情落寞。我即上前問那個大點兒的女孩子,你倆在這里干嗎呀?
她警覺地看了我一會兒,從兜里掏出一封信,說你是解放軍叔叔吧?我倆是從國務院來的!
我吃驚不小,不知是怎么個從國務院來的。一看信,方知這姊妹兩個是地震那天凌晨從家里逃出來之后,驚慌失措,隨著人群輾轉(zhuǎn)到了北京的。信上確實就蓋著國務院接待辦的公章,并有“希沿途各地免費予以解決食宿為盼”的字樣。
我問她,你倆就這么步行去了北京?
她告訴我,去的時候是步行,回來是搭運送救災物資的汽車。而家里其他人的情況,她們一無所知,因此要回來尋找。但整個城市已面目全非,找不到家在哪里,也認不出回家的路了。
我遂將她倆領(lǐng)到了下屬連隊,希望幫其尋找或安排。
有一天,我正在帳篷里編《抗震快報》——我手頭有一整套當年我在那里編寫的海軍救災部隊的《抗震快報》和我采寫的全部有關(guān)抗震救災報道的報紙剪貼,噢,快報上還有記載哩,是8月19日上午,那個大點兒的小女孩領(lǐng)著一男一女兩位陸軍同志來找我,說起話來,方知他二位是北京軍區(qū)戰(zhàn)友文工團的歌唱家賈世駿和馬玉濤,是找我了解海軍抗震救災部隊的先進事跡,而后編成歌詞兒,待晚上慰問演出時唱一下子的。我即將我所采訪和了解的有關(guān)情況向他們介紹了一番。之后我問那小女孩(我將她的名字忘記了),你怎么認識他倆的?她說,她從北京回來的路上,曾搭過他們的車,他們一進營區(qū),就認出來了。之后就領(lǐng)著他們來找我了。我就笑了,你到底是經(jīng)多見廣呀,也真巧!
晚上看演出時,我見到負責安排那兩個孩子的連長,問他,那兩個孩子怎么還在這里呀?連長就告訴我,她們的家人還沒找到,沒找到就有希望,那就有轉(zhuǎn)到外地養(yǎng)傷的可能,要比見到家人的尸體令人安慰得多。我說石家莊紅十字會育紅小學天天來車接孩子,可以讓她倆去那里呀!連長就說,正因為她們的父母沒找到,她倆就不能算是孤兒,再說,那個老大也不愿意去,說就是永遠找不著父母,她也要自己養(yǎng)活妹妹!又說這兩個孩子太懂事兒了,整天不閑著,不是干這就是干那,還給戰(zhàn)士們洗衣服、洗襪子,戰(zhàn)士們也不舍得送她倆走呢!
那天晚上,馬玉濤就用一個聽上去很熟悉但一時又叫不出名字的曲子唱了我所介紹的海軍救災部隊的先進事跡,雷鳴般的掌聲中,她接連又唱了六支歌,戰(zhàn)士們?nèi)匀蝗缱砣绨V地把掌鼓,鼓得她熱淚漣漣,謝幕達五次之多。
此后我又見過一次那個大點兒的小女孩。她見到我的那個親熱勁兒,真的就像見到了自己的大哥哥。經(jīng)過了這場災難與磨難,她比一般孩子要成熟得多。她告訴我,她九歲就在哈爾濱的小姨家看孩子,地震的頭一天才回來,當天晚上她和妹妹睡在外間,一地震,她抱起妹妹跑出來了,剛跑出來,房子倒了,睡在里間的父母沒能跑出來。她埋怨自己不該往北京跑,應該守在家里,等人來救她的父母。我安慰了她幾句,你才多大個孩子,怎么會想到那么多?之后她領(lǐng)我去部隊為她姊妹倆搭建的防震棚里看了看,很高興、很滿足的樣子。
這年的“十一”,救災部隊接到一級戰(zhàn)備的命令,當晚十二點,悄悄地離開了唐山。當我們乘車離開唐山市區(qū)的時候,月光之下,就見護城河的橋頭上立著兩個小孩的身影,互相攬著向所有的過往車輛招手。因為部隊有命令,不準跟地方上的任何人提前告別或作離開的暗示,我也就沒跟她倆說。從她倆的住處到護城河橋頭將近二里地,這么說,她是看到部隊撤離之后,特意趕到我最初認識她倆的地方,向我揮手再見的嗎?想到這里,我的眼淚流了下來…… 劉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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