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仲兵簡歷

　　1939年生于福建長樂市。1963年畢業(yè)于中央民族學院(現(xiàn)為中央民族大學)�！拔母铩敝袃纱稳氇z，1978年平反。在胡耀邦平反的冤假錯案里，鄭仲兵的案子在知識分子中是比較靠前的。后調(diào)中宣部理論局工作。1995年出任中華文學基金會副總干事。主持名人口述史——《往事》。對于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長以及平反冤假錯案的歷史，鄭仲兵是親歷親見者，著有《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長記略》，主編了《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

　　鄭仲兵坐在沙發(fā)上，語調(diào)平緩地講述他在“文革”中兩次入獄的遭遇。偶爾還會笑幾聲，為了那個時代的荒誕，讓我看不出他內(nèi)心的苦難，直到他突然忍不住哽咽著哭了。

　　在北京功德林監(jiān)獄，他和獄友每天兩頓飯，各有兩個小窩頭可吃。有一次，端進牢房的窩頭沒有蒸過，是生的�！按蠹叶忌盗�，說這怎么吃啊。剛好外頭有一個解放軍戰(zhàn)士，走進來說：”你們還想吃蒸過的��？你們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嗎？告訴你們，今天是五一勞動節(jié)，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他媽的，你們這群王八蛋還想吃他媽蒸過的窩頭！你們想想，你們一個人一天四個窩頭，八個人，四八三十二，這么多窩頭拿來喂豬的話，能養(yǎng)活多少頭豬，能為國家生產(chǎn)多少斤肉？‘說完以后把門又給鎖上了，把我們都撂在里頭。“鄭仲兵說，他和獄友都相顧無言，特別難受，”那時候人們的政治信念、政治信仰特別強烈，五一勞動節(jié)可是我們自己的日子啊，這時候就聽見嗚嗚咽咽的哭聲。“

　　往事有些不堪回首。這不只是鄭仲兵一個人經(jīng)歷的苦難。“文革”結束后，在胡耀邦主導下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開始啟動。據(jù)新華月報社所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至1982年底，全國共平反糾正了約300萬名干部的冤假錯案，數(shù)以千萬計的無辜受株連的干部和群眾得到解放。

　　平反冤假錯案給予受迫害者久違的正義、撥亂反正，并為重塑政權合法性奠定了基礎，對其意義怎樣評估都不過分。但歷史的確有其吊詭的一面。延續(xù)至今的主流話語仍是迫害者與被迫害者兩極分化的臉譜化敘事模式，這的確有簡化歷史之嫌。也許在堅持基本的是非判斷基礎上，30年的時間可以讓我們較為冷靜地去還原那個癲狂年代的復雜性。

　　“我覺得我也好，其他許多受迫害的人也好，其實都整過別人，都做過荒唐事或者混蛋事。這其實是特定政治氛圍里產(chǎn)生的現(xiàn)象。我父親也老說他如何遭受”四人幫“迫害，我說你也搞過很多不對的事，要說就得全面地說。其實沒什么了不起的，歷史本來就是這樣的。”晚年致力于口述歷史工作的鄭仲兵如是說。

　　“新中國最大檔案搶劫案”

　　戚本禹說過：鄭仲兵走得很遠了，再走一步就會掉下萬丈深崖，要粉身碎骨的

　　“文革”前，我就是所謂的“大紅人”了。批“三家村”的時候，統(tǒng)戰(zhàn)部成立了五人小組，我是小組成員之一。我很年輕，剛畢業(yè)的大學生，他們很重用我。大概在中學的時候，我就開始發(fā)表文章，我寫過一篇《孫中山和列寧》，有一部分發(fā)表在當時的《學習》雜志(后來更名為《紅旗》)上，當時別人都以為是我父親寫的。所以我十四五歲的時候，鄧拓曾經(jīng)想收我做徒弟，后來“反右”了，這個事沒辦成。

　　我1939年出生，1963年在中央民族學院畢業(yè)，就留在學校教西北民族歷史�！拔母铩遍_始后不久，劉少奇、鄧小平下令派工作組進校。民族學院也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我是學校革委會的副主任兼系里的革委會主任。

　　派駐工作組不久，有學生貼大字報，給工作組、統(tǒng)戰(zhàn)部和民委提意見，說他們壓制“文化革命”。工作組開會決定要處置這些學生，說他們是“右派”，要打成反黨分子。我當時不同意，說了一些保護學生的話。工作組認為我是他們的后臺，所以就冷落我，開始整我。但是說實話，整得不是很厲害，沒有批斗，就是批判我，并且把我歷史系主任、革委會的職務都撤了。開會什么的也不找我了。

　　后來毛澤東要求撤銷工作組，學生就起來趕走了工作組，成立了要“自己來掌握自己命運”的“文革臨時籌備委員會”，用巴黎公社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舉，就把我選上了主任，因為他們知道我為學生說話受到“迫害”。我不肯當，就找一個學生當主任，我后來也同意了當副主任。

　　“文革”繼續(xù)往前發(fā)展，大量的學生都去外地串聯(lián)。我作為年紀比較大的、被學生選上的教師，覺得我就不用出去了，在家里守著。大概是1967年的1月初，突然有一天夜里頭，有人給我打電話，說中國科學院學部、地院東方紅這些組織搶劫了統(tǒng)戰(zhàn)部和全國政協(xié)的全部檔案，問我怎么辦？沒多久，他們把搶劫檔案的幾個負責人抓住了，問我怎么處理。我說這是違反黨紀國法的，我們處理不了，把他們送到公安部去。他們確實就送去公安部，公安部把他們拘留了。

　　我們也很快把這個狀況向公安部報告，公安部把這個情況向周總理報告了。周恩來就說，民族學院這些學生，制止搶劫檔案的行為是很對的，這是建國以來最大的檔案搶劫案，然后表示要接見我們。我們也覺得我們做了一件應該做的事。但是大概兩三天后，突然間公安部發(fā)表了一篇“某負責人講話”，高度肯定了搶劫檔案這個行為，說他們實際上是保護檔案，而把搶檔案的人扭送到公安部的行為是當時“保守派”對“造反派”的反撲。當時沒說某負責人的名字，但以公安部的名義，大家認為就是謝富治的意思吧，實際上后來知道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意思。

　　在這種情況下，有大批的隊伍進來，就在民族學院把我給劫持走了，當時在京的民族學院“文革臨時籌委會”的委員基本上都被劫持到大禮堂批斗，說我們迫害革命左派。然后他們就念了“公安部某負責人講話”，把我扭送到公安部，我就被關起來了。這就是第一次入獄。

　　我父親鄭公盾就去找戚本禹。我父親原來和關鋒、戚本禹同事，都是《學習》雜志各組的組長，后來他倆把我父親也拉到了“中央文革小組”，擔任文藝組成員。我父親當時也可能有解救我的意思，但是他當時就是跟戚本禹表示要跟我劃清界限。然后戚本禹就說，鄭仲兵走得很遠了，再走一步就會掉下萬丈深崖，要粉身碎骨的。又說，好吧，意思是還要救一救我的。大概過了十幾天，這中間也提審過我?guī)状�，然后就說要放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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