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文章一大抄　造假風愈演愈烈

　　抄襲之痛：還有多少是原創(chuàng)

　　就在人們對于文學藝術界“抄襲”事件愈演愈烈、難以遏止的嘆息聲還余音繞梁的時候，新年伊始，浙江大學博士后論文抄襲并一稿多投事件的曝光，又在人們眼前投下“學術抄襲”的不散陰霾……

　　新聞回放

　　浙大博士后被指論文欺詐

　　首先披露浙大博士后賀某抄襲事件的，是一位旅居國外的專家，他發(fā)現并致函浙江大學校長稱：2008年5月，德國《NSA藥理學》雜志刊登以HaiboHe(賀某)為第一作者的一篇文章，和在另一份波蘭雜志《藥理學通報》2008年第60卷上的一篇文章，屬于兩個完全不同的實驗，實驗數據卻高度一致，兩篇論文的作者相同，只是署名方式略有不同；進一步的統(tǒng)計還發(fā)現，與賀某相關課題組涉嫌學術不端的論文有14篇！德國《NSA藥理學》等雜志已先后發(fā)表聲明，稱這是“科學的欺詐行為”，并將這些已發(fā)表的論文刪除。

　　而在2008年10月，中國藥科大學的戴教授致函《本草療法研究》雜志，指出該刊2008年第22卷發(fā)表的由賀某等人署名的、與上述論文類似的藥理實驗文章，是對他的課題組已經發(fā)表的相關論文的抄襲！戴教授是賀某的博士生導師。賀某2006年6月從中國藥科大學博士畢業(yè)，2008年7月被浙江大學聘為副教授。

　　這一事件因署名中涉及一位中國工程院院士而格外引人關注，但是校方及院士本人都澄清說，起初并不知道有這樣的事情，“署名用的是拼音，是賀某發(fā)表時模仿(院士的)筆跡所簽”，這種行為本身也純粹是出于投一些研究機構所好，更為“年輕人評職稱可能還有用，論文帶上院士的名字，提高身價，更容易發(fā)表……”

　　通過簡單的網絡搜索可以看到，浙江大學發(fā)生博士論文涉嫌抄襲的事情不止這一起。早在2005年，生物化工專業(yè)勵某的博士學位論文經核對后發(fā)現，總體的三大部分，竟然分別完全“照搬”了杭州商學院食品科學專業(yè)的三篇碩士論文！而在眼下的高校中，論文抄襲的情形更是時有發(fā)生，比如華中師大的“校園明星”、保送研究生、校長的得意門生賈某被檢舉出，發(fā)表的多篇論文為抄襲之作。

　　近年來曝光的“抄襲”

　　《水煮三國》被指“抄襲”早前發(fā)表于《中國經營報》上的《追擊品牌泡沫》

　　《可可西里》被指“抄襲”紀錄片《我和藏羚羊》

　　池莉的《心比身先老》被認為有“剽竊”他人作品嫌疑

　　虹影小說《綠袖子》被指“抄襲”

　　北大“黃宗英抄襲事件”

　　青年作家任曉雯指人大博導金元浦涉嫌“抄襲”

　　歷史教師紀連海被指《歷史上的和珅》一書大量“抄襲”《和珅——傳奇人生的成功與失敗》

　　葉辛被指小說《商賈將軍》與云南作家段平的長篇紀實文學《急公好義》“極為相似”

　　余華的小說《兄弟》被指“剽竊”詩人長征的《王滿子》

　　記者調查

　　他們?yōu)槭裁匆�抄襲：學界潛規(guī)則與舊傳統(tǒng)

　　搜索人們對于類似抄襲事件的反響，記者看到了為數不少的辯解甚至是同情之說�！霸谀壳暗膶W術評價體系下，評職稱、拿課題，發(fā)表論文數的多少，是一個重要的指標，這給一些大學教師，也給學生帶來了很大壓力”的說法，具有“權威”代表性。賀某“檢討書”中坦誠自己的行為是“為了能夠湊夠文章數目，實現能夠順利留校的目的……”可以算做對這種說法的一個印證。而“現在社科界抄襲論文成風，是心照不宣的秘密”，幾乎成為一些學生炫耀掌握了潛規(guī)則，因而理直氣壯搞抄襲的緣由。

　　有人說抄襲古來就有，“天下文章一大抄”就是最好的總結。對此北京師范大學倫理學教授李春秋說，這其實本是一種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尤其是精華部分繼承和發(fā)揚的一種積極態(tài)度，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取得高起點的總結，不能成為不軌行為的依據。

　　李春秋認為，學校對于學生，也包括青年教師的評價體系，絕不僅僅局限于發(fā)表論文，而無論環(huán)境或制度如何，抄襲都是一種因急功近利而不擇手段的行為，至少屬于學術腐敗。

　　“有些學生出于眼前利益，感情用事支持抄襲行為，這十分可怕。如此再過若干年，社會是什么樣子？當這些人成為社會中堅力量時，還會不會有公議，還會不會有道德？每一個研究人員應有的道德修養(yǎng)、行為準則和治學態(tài)度，都絕對不容忽視。對于論文抄襲，除了給予道義上的指斥，還應該像狠抓考試作弊一樣嚴肅對待，直至尋求法律手段的幫助，以使更多的人能夠清醒而知恥�！�

　　他們?yōu)槭裁床淮蚬偎荆捍虿黄疬@樣的持久戰(zhàn)

　　回顧近年來曝光的抄襲事件不難發(fā)現，抄襲其實已經攪擾著包括學術、文學出版、影視創(chuàng)作等多個行業(yè)，而通過訴諸法律的文學藝術界的相關案件可以看到，面對這類事件，受害者情緒多的是無奈，審理者更要付出艱辛。

　　著名翻譯家王干卿花費數年心血，于1998年從意大利原文直接翻譯完成了《愛的教育》一書，使這本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各國青少年必讀系列叢書”的經典之作，有了迄今最經典的中文譯本，意大利官方還為此向王干卿頒發(fā)了特殊的榮譽獎勵。但是，默默望著案頭擺放的《愛的教育》幾十種不同版本的盜版侵權書，王先生說，“心頭總會涌起一股酸楚和痛感……”

　　王干卿邊說邊拿出幾本署名不同翻譯者、不同出版社的《愛的教育》，書的正文已被他逐頁逐句地對照自己的翻譯本核對過，“很多是我個人獨特使用的排筆句、排筆段，都被照抄了過去；可笑的是，之前個別翻譯略有失誤之處，也被照抄了去……”

　　王干卿在家人的共同幫助下，已經用了近一年的時間收集這樣的侵權圖書，他多次與各出版機構聯系并交涉，但幾次準備提請訴訟卻又都中途放棄。“維權當然是最佳的途徑，但更是一項復雜而系統(tǒng)的工程。當萌生了維權的念頭且打電話聯系那些不規(guī)矩的出版社時，我所遭遇的是當頭一棒。出版社不理睬讓我去找書商！四處尋覓，找到了書商和‘譯者’，可他們大多蠻橫無理地說：‘抄你的？怪事！抄你的又怎么樣？既然你說抄你的，你去告呀！’說真心話，像我這樣一位即將進入古稀之年的老人，怎么也經受不住這種‘折磨’，打不起這樣的‘持久戰(zhàn)’、‘消耗戰(zhàn)’，只好忍氣吞聲，息事寧人……”

　　事實上有很多作者和王干卿有著同樣的尷尬，作品被抄襲卻不敢起訴、不敢維權，因為精力耗費很大，審理過程也往往十分艱難。

　　東元律師事務所易廷斌律師告訴記者，對著作權案件的判定，實際上對法官的要求非常高；審理過程中，難度最大的，就是對于抄襲與否的認定。

　　“如果是一部長篇小說，法官看兩本書一定不只看一遍，和當事人、律師一樣，所有參與訴訟的人都必須同時熟悉這兩部作品，不但要用一般人的標準看出相同、相似的地方，還要認真地審查每一個指控的部分，從法律的角度去判定是否構成剽竊。如果是學術論文，還往往可能要求法官了解相關學科知識、歷史背景以及研究方式和手段等等。可以想見耗費精力有多少，審理難度有多大！”

　　律師分析

　　他們應該怎樣維權：你比所有人都了解自己的作品

　　抄與沒抄多數時候確實很難界定。美國一位著名法官說過，“現代解構性的抄襲已經代替了逐字逐句的抄襲，成為一種普遍的抄襲形式”。有網友說：“中國話跟中國話本來就差不多，中國事兒跟中國事兒也差不多……字是用電腦一個一個敲出來，湊在一起的，怎么就變成了你的？”

　　三年前莊羽狀告郭敬明《夢里花落知多少》抄襲自己作品《圈里圈外》勝訴之后接受采訪時，沒有忘記提醒所有維權者：有一項工作是沒有人可以替代的，律師也替代不了，那就是資料的整理�！皼]有任何人比你對作品更熟悉的了，所以開庭的前期工作要自己做充分。而把侵權的東西找出來，是最難的，特別是，剽竊很多時候是‘攪拌式’的，很可能在原作當中的第十頁的一段話或者一段文字被分成了三部分，分別放到作品當中的第97頁、110頁和117頁……這些工作很艱苦，特別枯燥……我一直是用堅持支撐下來的！”

　　易廷斌律師就此給廣大讀者的提示是：作為維權的一方，你自己首先要做的就是協(xié)助律師和法庭把維權的事實、證據充分列舉出來，以證明侵權作品和被侵權作品內容上的雷同�！胺彩菍儆谧髌繁磉_方面的內容，都是受《著作權法》保護的內容。法律在界定抄襲與否的問題上有困難，但是有標準，而且標準很明確。打這樣的官司困難，但絕對不會姑息遷就，會依法做出公正的判定�！�

　　專家建議

　　良心比法律更接近真相

　　發(fā)生在高校中的“抄襲”事件盡管接連不斷，但是所有核準事實后的懲罰都止于校規(guī)校紀的范圍內，幾乎沒有訴諸法律的。

　　北京師范大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學生工作主管教師說：學生抄襲文章之類的行為，一般都是為應對作業(yè)、考試、考核、升學的個人行為，對于社會的波及面、影響力和危害不大，應該與法律層面的懲治保持一段距離�，F在要解決的，是找到更加有效的方法，能夠使學生以至教師“論文抄襲”事件不發(fā)生、少發(fā)生，發(fā)生了能被及時發(fā)現并糾正。

　　在李春秋教授看來，要徹底杜絕剽竊抄襲幾乎不可能，人性的因素、利益的驅動決定這種現象在各個國家、各個時期都會出現，但必須盡量減少類似現象的出現。

　　他認為主要可以通過兩類手段，一是法律上加強對侵權行為的重視，充分發(fā)揮具體案例的警示作用；二是要健全社會誠信體系，通過輿論道德的壓力增大剽竊者的作案成本�！笆聦嵣�，抄與沒抄，當事人自己心里最清楚，因此完善道德品質教育，提高學術良知、良心道德對人們行為的約束力，才是從根本上減少學術抄襲事件的最有效辦法�！�

　　本版采寫 孫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