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書、散步、蘭花于朱老總一樣也不能少

　　盡管朱老總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很注意勞逸結(jié)合，平時生活很有規(guī)律，每天早上按時起床，做自編的一套體操，以活動全身。早晚堅持散步，從不間斷。他說：古人說過“安步當車”，散步走得太慢就和坐車差不多了，活動量不夠，散步太快了也不好――不快不慢，可以一邊走一邊思考問題。

　　朱老總活了90歲，到老時腰身不萎，肩背不駝。他如此高壽，與許多方面有關(guān)。究其原因，除了由于先進的醫(yī)學科學護理和醫(yī)務(wù)人員的精心治療外，也和他良好的個人修養(yǎng)和生活習慣有很大的關(guān)系，特別是他幾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地從事體育活動。

　　朱老總喜歡爬山，沒有特殊情況的話，每周日上午都要去爬香山，這是他多年養(yǎng)成的習慣。他曾向我們傳授爬山的經(jīng)驗，即：“上山軟腳桿，下山閃腳桿。”這樣爬山就會感到輕松多了。他喜愛祖國的大好河山，每次到外地視察工作時，總是有山必爬，他的足跡幾乎遍及祖國的大江南北。

　　朱老總愛好書法。對于書法，他的本意是：一是藝術(shù)愛好，二是休息腦子，三是活動筋骨手腕。他對我們這些身邊的工作人員說：生命在于運動，長期參加力所能及的體力勞動，既鍛煉了身體，又養(yǎng)成了吃苦耐勞的良好品質(zhì)。寫字就是一種輔助性的體力活動，長期堅持下去，對延年益壽有好處。

　　朱老總練字時愛用白麻頭紙，后來因為這種紙不好買，改用黃表紙。練字時，將大張黃表紙裁成6開，然后按格書寫(紙下墊有畫好的方格)。他曾經(jīng)一度右臂酸痛麻木，大家都勸他好好治療休息，可是他仍舊堅持練寫大字。經(jīng)過認真懸肘運腕的習書活動，不久便治愈了右臂的酸麻癥，而且日后再也沒有發(fā)作。

　　他練字的時間多在午飯和晚飯前后，或是在閱讀書籍文件后休息之時，每次在20分鐘以內(nèi)。練習書法時，行筆較慢，一絲不茍，神情專注。他認為緩筆定形勢，忙則失規(guī)矩。

　　即使到外地視察工作，朱老總也要攜帶文房四寶。他有一個特制的扁木箱，將筆墨紙硯及墨盒、墨水分放在大小長方不同的格子內(nèi)，并以小木楔固定，字帖和紙張等放在上邊。外出時，無論乘車乘船，打開木箱，隨時可以寫字。

　　上世紀60年代，朱老總寫的最多的是毛主席詩詞。他還送給我?guī)追�他寫的大字�?965年12月20日，他專門為我寫了一幅字：“共產(chǎn)黨員郭勤英，維護病人很認真。工作五年如一日，業(yè)余努力學毛經(jīng)�！蔽夷玫竭@幅字時，心情十分激動：這不僅是對我工作的肯定，更是對我的激勵與鞭策。他平時對我的學習和工作非常關(guān)心，在他的帶動和幫助下，我學習了不少馬列著作和毛澤東著作。他給我寫的條幅我一直珍藏著，永作紀念，勉勵我做人、做事。

　　在他的一生中，創(chuàng)作過700多首詩詞作品，其中許多是膾炙人口的名篇。他的作品展示了他各個時期的風風雨雨，堪稱“史詩”。

　　朱老總經(jīng)常觸景生情，即興賦詩。但也有時，頗傷心神，需經(jīng)歷一番陣痛方能寫出。那輾轉(zhuǎn)反側(cè)的構(gòu)思，那一字一句的琢磨，常常影響到他的休息和睡眠。他還要求我們工作人員也都來寫，說：“寫詩就是把自己看到的東西用詩的形式說出來、記下來。只有多寫才能會寫，才能寫好�！�

　　讀書是朱老總的又一嗜好。不論是在北京還是到外地視察，工作之余總是要看看書，并教導我要多看書。上世紀60年代中期，毛澤東主席曾倡導中央領(lǐng)導同志要讀32本馬列主義書籍。那時我正好在朱老總身邊工作，他就讓我陪他一起把32本書通讀了兩三遍，有的重要章節(jié)還反復讀了好幾遍。他還讓我把一些重點摘錄下來，我一共摘錄了11本筆記本(23開本、每本120頁)。他把我摘錄下來的內(nèi)容又逐字逐句地讀了好幾遍，并用紅筆加以圈點。這些筆記本我至今仍保留著。另外，還一起通讀了兩遍《毛澤東選集》(1-4卷)。在讀的過程中，朱老總還給我講解文章的背景及主要精神，對文章中的生字、生詞，他也都耐心地教我。他在讀書過程中表現(xiàn)出的那種執(zhí)著的精神、認真的態(tài)度，使我十分感動，也使我終生受益。

　　“東方解凍發(fā)新芽，芳蕊迎春見物華。淺壇梳妝原國色，清芳誰得勝蘭花。”朱老總的這首詩表達了他對蘭花的情有獨鐘。新中國成立之初，朱老總就開始養(yǎng)蘭，他一生寫下有關(guān)蘭的詩詞近40首。他曾對工作人員講：“養(yǎng)蘭入門易，精通難。須觀天時，測氣候，勤于護待，做到栽培有法�！辈⒊Ｕf：“看上20分鐘蘭花，比休息兩個鐘頭都好�！�

　　當時，北京中山公園種養(yǎng)蘭花，朱老總經(jīng)常去觀賞并指導，每次花展他都不會放過。1964年秋季，朱老總決定把他自己珍藏的大部分江浙名種都送給中山公園，這為公園蘭花的發(fā)展打下了豐厚的基礎(chǔ)。有一個鮮為人知的“花為媒”的故事：上世紀60年代初期，中、日兩國建交之前，日本的知名人士松村謙三先生來我國進行友好訪問，他與朱老總對蘭花有著共同的愛好，在訪問期間，曾來北京中山公園觀賞蘭花，并向朱老總點名要了如意素、寅谷素、寰球荷鼎和綠漪等4個蘭花名種。朱老總都一一答應(yīng)了。不久，松村謙三先生又回贈了幾株日本雜交蘭。這樣，以花為媒促進了兩國人民間的友誼，為中日友好交往開辟了新的途徑。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對此很不理解，不知道為什么一些老領(lǐng)導、老干部和一些老專家一下子都成了走資派、叛徒、特務(wù)、黑幫分子。他們不少人被批斗、被打倒、被關(guān)押起來，甚至有的被活活打死。那時我弟弟從外地來信說他也受到了沖擊――因為他愛學習、好鉆研技術(shù)，有人就批判他走白專道路。有一天，我向朱老總談了弟弟的情況，我說不知該怎么辦。朱老總說：“要實事求是，有什么說什么，沒有的不能亂說�！彼�的話雖不多，但卻給我指明了方向，講明了做人的道理。事實上，朱老總就是實事求是的楷模。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fā)的革命精神，走訪老百姓，了解民生民苦，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積極的措施。在運動中，就是開展批評也從不說過頭話，而是擺事實、講道理，讓人心服口服。

　　(《黨史縱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