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咋成了“犬儒”？

    評論家朱健國日前發(fā)表《金文明狙擊“中國特級犬儒”余秋雨——訪辭書專家金文明》一文，談到在金文明為代表的學術(shù)狙擊下，“中國特級犬儒”余秋雨的可鄙面目更清晰了：余秋雨是一個永不認錯，永不改過，深信“謊言重復一千次就成真理”的謊言大師。筆者不敢茍同，聊表不同看法，兼與朱健國商榷。

　　眾所周知，評論應秉持客觀、公正的立場，并且要尊重歷史文化、具體語境。但評論家朱健國語言偏激、論點離齊、論據(jù)不足、論證荒謬，無恥吹捧金文明、無限貶低余秋雨，并由此得出余秋雨“中國特級犬儒”的結(jié)論，實在是不敢讓人恭維。

　　朱健國的論據(jù)之一是：《文化苦旅》落選宣判“偽大師”。2008年11月底，在“深圳第九屆讀書月”舉行的“中國改革開放30年30本書”評選會上，幾位十年前曾極力頌贊余秋雨的評委，竟然反戈一擊，欣喜地宣布：余秋雨《文化苦旅》落選，是本次評選會議的重大勝利！落選理由是書中許多“文史硬傷”堅持不改，無法交待。

　　落選就落選了，怎么會是本次評選會議的重大勝利；更不能由此及人，宣判作者就是“偽大師”。這種“成者王，敗著寇”的邏輯將朱健國的封建思想、仇視境界暴露無遺。無論入選或落選，并不能見證一本書的好壞，反映一個人的褒貶。如果入選就好人好書，落選就壞人壞書；那還叫什么評選，不如改叫審判，評委亦改稱法官算了！

　　其論據(jù)之二是：凡是關注“中國特級犬儒”余秋雨的人，大多對金文明先生心懷感激。朱健國認為余秋雨的狂妄逼出了金文明，才使金文明從“欣賞余秋雨”走向“糞土余秋雨”。理由是享譽海內(nèi)外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兩本歷史散文集，其中大大小小、明明暗暗的各類文史知識差錯，竟然超出了一百個！本來，金文明想把這些查檢出來的問題制成一份勘誤表，供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山居筆記》等文集重版時作修訂參考；但余秋雨聲明：所有在“文史細節(jié)”問題上跟他“糾纏”的人，都是一些“非專業(yè)人士”的嫉妒，是“雞蛋里挑骨頭”。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中華文明豈不要斷送在余秋雨這類“散文大家”身上？金文明為此挺身而出，用三個月時間將幾年來發(fā)現(xiàn)的問題和收集的史料，逐一加以整理和考證，出版了一本20多萬字的論辯文集《石破天驚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錯百例考辨》，一時間洛陽紙貴，余秋雨的“張冠李戴”天下皆知。

　　“余秋雨作品中就不存在任何‘史料差錯’？太狂妄了！”朱健國為此大發(fā)感慨。文人相輕，自古已然。學術(shù)上的爭論焉能成為道德人格的攻擊目標？即使文本謬傳史料差錯，又豈能全盤否定作者和文集？對于金文明，讀者感激是感激，并不能由此推斷出糾錯者就博大精深，作者就一無是處！正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

　　論據(jù)之三是：邵純抗議“余大師”。與金文明一樣，早些年邵純也是一個“余秋雨粉絲”，曾撰文贊揚余秋雨散文是“彩色的歷史嘆息”。但是，大概在1999年5月，邵純先生到上海來出差，買到一本《余秋雨臺灣演講錄》，發(fā)現(xiàn)余秋雨講“馬寅初兩嗚示大寧靜境界”與事實不符。因此給余秋雨寫了一信，誠懇委婉指出上述史料差錯，希望再版時改正。余秋雨卻虛情假意地草草回復，三年后的2002年，邵純退休回到上海定居，在書店看到大陸第11次新版的《余秋雨臺灣演講錄》，其中關于“馬寅初兩嗚示大寧靜境界”的編造一字未改。這讓邵純感到自己遇到了一個巧言令色的撒謊大師。特別是2008年夏天，讀到余秋雨“含淚勸告四川地震災民不要責怪貪官”后，邵純更是氣憤地罵余秋雨。

　　朱健國認為邵純對余秋雨的反戈一擊，事實清晰無法否認，是從學術(shù)路徑狙擊“中國特級犬儒”的又一次“平型關大捷”。文本差錯與學術(shù)糾錯并不能否定作品及作者，這是學界常識。作者撒謊抑或作品撒謊誠然無聊，但據(jù)此就認定為學術(shù)上的“大捷”未免言過其實，反倒讓朱健國幸災樂禍的丑態(tài)與恨不能將余秋雨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嘴臉躍然紙上。

　　最后點評朱健國的奇怪結(jié)論：余秋雨這類“中國特級犬儒”具六大特長：有美麗文筆，有如簧巧舌，有郢書燕說的偽學問，有“心中無淚眼含淚”的高超演伎，有暗中獻媚釣譽“文化大師”的非凡“公關能力”，還有狐假虎威的“人模鬼樣”。筆者發(fā)現(xiàn)朱健國諷刺中包藏著贊美，唾罵中暗藏著妒忌，痛恨中夾雜著羨慕；讓人搞不清是愛還是恨，是褒還是貶，是恩還是仇；總之，五味雜陳，六神無主，莫衷一是，琢磨不透？

　　(魏金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