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丈夫習仲勛相伴58年 齊心：這輩子無比幸福

　　口述/齊心

　　記錄/虹霓

　　幾年來，我曾接到過一些報刊編輯同志的約稿信，希望我能撰寫有關仲勛同志的文章。怎么說呢，對于宣傳報道我所持的態(tài)度一直是比較謹慎的，一來，我們做的工作都是在黨和人民的培養(yǎng)教育下所盡的黨員義務和責任；二來，仲勛同志對我們的要求很嚴……總之，基于多種原因吧，我一直沒有如約付稿。1998年7月在編輯同志的再三催促下，我終于還是心允了。

　　如果把人生比作長河的話，我和仲勛相伴58年(1944年4月——2002年5月)，可算是度過大半輩子了。盡管我在仲勛同志身邊工作的時間不長，但是在那些可數(shù)的時日里，值得回憶的往事依然很多很多……

　　1943年4月，西北局從延安大學中學部抽調一批青年同志到綏德師范和米脂中學以學生身份開展工作，當時，我是帶隊人之一。而正是在我經(jīng)西北局到綏德地委轉黨的關系時，知道了習仲勛的名字。那是在綏德地委所在地“九真觀”大院里，嶄新的紅綠標語貼滿了墻上，上面寫著“學習習仲勛同志的優(yōu)秀品質和優(yōu)良作風”；“歡迎習仲勛同志來綏德地委領導工作”。由此而知，仲勛同志就是剛剛到任不久的綏德地委書記。

　　當時，綏德地區(qū)是1940年解放的新區(qū)，被國民黨反動軍閥何紹南統(tǒng)治的時間較長，反動影響很深，加之受王明投降主義路線的影響，致使學生對共產(chǎn)黨缺乏認識，政治思想比較混亂。有的人還幻想著反動軍閥何紹南卷土重來，學校在組織政治學習討論對國共兩黨的看法時，甚至反派占上風。我們這些從延安派去的同志，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展開擴大黨的宣傳、樹立黨的光輝形象工作的，使受蒙蔽的同學逐漸有所覺悟。那時，我被編在綏師思想最活躍的秋三四班級學習并擔任支部書記工作，我們的級任老師楊濱是總支委員，書記是何仁仲。由于黨總支對此項工作的重視，學校很快就出現(xiàn)了新氣象。

　　就在綏師剛有新氣象的時候，發(fā)生了兩起案件——“貼黑頭貼子”(寫恐嚇信貼在校內(nèi)墻上)和“打石頭”(教員楊典被石頭打傷，后來聽白炳書同志講是自己打傷的)。此時正值全邊區(qū)開展防奸運動之際，綏德地委對此十分重視，決定派地委宣傳部長李華生同志來學校蹲點。就在仲勛同志來校作動員報告的大會上，我第一次見到了他。

　　和仲勛的相遇是這一年的夏天。那是一個星期天，我正從集體宿舍經(jīng)教室走過時，突然看到迎面而來的仲勛同志，他正從楊濱同志住所的半山坡上走下來，突然見到首長，還在蹦蹦跳跳的我趕緊給他行了一個軍禮。他看到了我，親切地向我微笑著，點了點頭。雖然只是匆匆而過，那一瞬間卻給我留下了一個很深的印象。

　　隨著防奸運動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搶救失足者運動”的影響，一時間，特務如麻草木皆兵，逼供信、假坦白的云霧也籠罩在綏師的上空。上述案件被視為特務公開破壞案件，有的還被作為重點審查對象。結果，全校學生不被懷疑者所剩無幾，在社會上造成民心不安，尤其是學生家長，意見很大，甚至對黨不滿。對此，地委書記習仲勛非常重視，為了加強綏師黨的領導，把綏師運動當作地委的重點來抓，地委調綏德縣委書記宋養(yǎng)初同志擔任綏師黨總支書記，在這前后，仲勛把我和姚學融、白樹吉等學生代表叫到地委親自談話。

　　在仲勛工作的窯洞里，我們第一次看到掛在墻上的毛主席給他的親筆題詞“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那題詞是用毛筆寫在漂白布上的。仲勛用深入淺出的話語提醒我們，應該對在搶救運動中出現(xiàn)的“偏差”進行抵制。并循循善誘地對我們說：“如果這樣下去，連你們幾位也會被懷疑”，他讓我們總結經(jīng)驗，實事求是地做學生思想工作，幫助地委扭轉假坦白造成的混亂局面。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因為我早已感受到了直接的壓力，心里正為之苦悶。這次談話，仲勛同志給我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態(tài)度以及獨特的語言魅力。

　　為了安定民心，挽回黨在學生和家長中的影響，仲勛同志把學生家長邀請到綏師，安排他們住下來，一面安撫他們，一面召開家長及干部、群眾參加的3000人大會，進一步宣傳共產(chǎn)黨“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的防奸政策。從那以后，綏師的運動走上了穩(wěn)步發(fā)展的軌道，綏師從此成為邊區(qū)培養(yǎng)革命干部的黨的堅強陣地，平穩(wěn)地轉入審干整風，從而影響和帶動了全地區(qū)的運動。綏德地區(qū)在習仲勛的直接領導下，審干整風的甄別工作進行得扎實、果斷、有力，在搶救運動中，保護了大批的外來知識分子干部，只辦了一個整風學習班，他在作整風報告時說：“對黨要忠實要坦白，要說真話，誰要是亂說，比特務的罪還重�！迸c此同時打電報給中央和西北局，建議立即制止“逼供信”，糾正“左”的偏向。這在當時逼供信、假坦白成風的形勢下，仲勛冒著風險提醒大家堅持實事求是的黨性原則，是多么及時和難能可貴�。∷�還說：“我們常講黨性，我看實事求是就是最大的黨性”。因此，在“搶救運動”中，整風班坦白出來的為數(shù)眾多的“特務”，經(jīng)過甄別，除一人被掛了一段之外，其他人全部平反恢復了名譽。

　　這個階段，我作為黨員學生參加了綏師總支委，開大會經(jīng)常作為學生代表擔任主席團成員。由此我和仲勛在工作中見面的機會就增多了。即便是見不到面時，仲勛也經(jīng)常給我做書面指示，使我能夠及時了解到整個運動的部署情況。仲勛對我的信任，無疑是對我學習和工作的一種鞭策和鼓勵。雖然不是個別接觸，但在共同的戰(zhàn)斗中我親眼看到了他的領導才能和領導藝術，目睹了他政治家的風度。甚至地委召開的擴大積極分子會議，黨組織也讓我參加，使我深切體會到他敢于冒風險、實事求是、敢于糾偏，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工作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