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詠嘆離別之情的詩文多得不計其數(shù)。

　　可是，鄧穎超既不是詩人也不是藝術家，她的滿懷離愁別緒無法通過華美的辭藻和生動的意象表現(xiàn)出來。于是，在她給前往重慶談判的丈夫周恩來所寫的家信中，一句“你走了三天了，我可想你得太！”便赫然在目了。它樸素而真實，沒有絲毫的矯揉造作，也沒有半點的無病呻吟，這短短的呼喊，就像是從鄧穎超的心底中發(fā)出的，使人的心靈為之震撼。

　　“一日不見，如三秋兮”，三日不見，又當如何？鄧穎超任滿腔的思念在紙上流淌，那種細微的幽怨，那種殷切的掛念，那種心靈對心靈的理解于是也就在我們的眼前鋪展開來了。

　　周恩來和鄧穎超是一對有著特殊婚戀觀和價值觀的職業(yè)革命家，他們的愛情和婚姻有著鮮明的階級特性、時代特性和職業(yè)特性。在他們的一生中，尤其在艱難困苦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他們的離別就像一日三餐一般平常，這平常中又蘊藏著很多耐人尋味的人生意蘊，引起人們美好的遐想和由衷的感嘆。

　　周恩來和鄧穎超的一生都是在革命的道路上奮斗著，為了革命的利益，服從革命的需要一直都是他們分別的原因。

　　1925年8月8日，是周恩來和鄧穎超結婚的日子，他們沒有儀式、沒有滿座的高朋，有的只是久別重逢后的欣喜和溫馨美好的新婚之夜……第二天一早，周恩來就走了，他此時正在忙于指揮省港大罷工，鄧穎超也離開了新婚的小家，到廣東區(qū)委上班去了。也許這聚少離多的生活在一開始就已注定？

　　1927年4月，中國大地上風云突變。原本正在進行合作的國共兩大政黨，因為蔣介石的叛賣活動突然交惡。國民黨右派蔣介石指揮軍隊向手無寸鐵的共產(chǎn)黨和工農(nóng)群眾大開殺戒，中國大地頓成人間地獄。

　　這時的周恩來正在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他是1926年12月被調到上海，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兼中央軍委委員，1927年2月，任中共上海區(qū)委軍委書記。在上海短短的3個多月時間里，他成功地組織和領導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革命工作的需要使周恩來和鄧穎超不得不暫時分離。正當革命形勢迅速發(fā)展的時候，蔣介石動手了——

　　此時的鄧穎超正在羊城廣州一家德國人開辦的醫(yī)院里經(jīng)歷了一場刻骨銘心的難產(chǎn)。

　　鄧穎超肚子里的孩子體重超過了正常標準，三天三夜她都生不下來。當時的婦產(chǎn)醫(yī)院還不能施行剖腹產(chǎn)手術，只能用產(chǎn)鉗。孩子頭顱受到嚴重損傷，生下后不幸夭折。鄧穎超內(nèi)心極度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