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資深教授、東語系創(chuàng)辦者和中國印度學、梵文學的權(quán)威學者季羨林先生去世以后，國內(nèi)媒體有不少報道，其規(guī)�？胺Q空前，反映了季先生在學界以外的崇高聲望。同時，季先生生前的好友和弟子、學生，也在報刊雜志上發(fā)表了許多回憶文章，懷念季老的學問和人品，讀來十分感人，深為中國學界失去這樣一位大師級人物而感到痛惜。季先生去世的同一天，中國宗教學、哲學界的權(quán)威學者任繼愈先生，也告別了人世。有人將他們兩位的離世，視為一個時代的結(jié)束。的確，季先生和任先生，都堪稱是五四學生輩的佼佼者，亦是五四這個時代的最后傳人。他們的離去，標志近代中國文化史上的一頁，已經(jīng)永遠離我們而去了。因為季、任兩先生在求學的時代，曾親炙近代中國歷史上獨特的一代學者，如胡適、傅斯年、陳寅恪、吳宓等，他們因緣際會，不但在幼時受過古典文化的熏陶，而且在成年以后，又受過西方學術(shù)文化的訓練，雖然立場有顯著的不同，但都有意在兩者之間融匯溝通，因此成就非凡、史上罕見。季、任兩先生和其他與他們同輩的人物能站在這些文化巨人的肩膀上，涵養(yǎng)學問、推陳出新，建立他們的專攻，確立他們的專長，以致青出于藍，是他們這一代人的幸事，更是中國文化的幸事。

　　有趣的是，就季先生的學術(shù)地位而言，媒體與學界同仁的看法，卻并不十分一致。前者對季老，一般稱他為“國學大師”，而季老的同事、弟子的懷念，則似乎不常用這樣的贊語。更值得一提的是，媒體對同一天去世的任老，卻不愿冠之以“國學大師”這樣的稱號，僅稱之為“著名學者”，以致因此有人為之抱不平。筆者此處無意比較兩位學者學識之高下，只是想就媒體所封給季羨林先生的“國學大師”稱號，再略發(fā)一些議論，請方家讀者、特別是熟悉季老的學人指正。

　　我想季老的同事和弟子，在撰寫懷念文章的時候，比較謹慎使用“國學大師”的稱號，應該有多種原因，而其中之一，也許就是季老本人，對此贊譽并不認同。他曾經(jīng)這樣說過：“環(huán)顧左右,朋友中國學基礎(chǔ)勝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竟獨占‘國學大師’的尊號，豈不折煞老身！為此,我在這里昭告天下：請從我頭頂上把‘國學大師’的桂冠摘下來�！奔纠系恼Z氣，十分認真，并不像是自謙，而就季老的為人來看，他也不會故作矯情，所以我們就有必要做一些深究。事實上，在他“昭告天下”、堅辭“國學大師”之前，季老還特意做了這樣的說明：“說到國學基礎(chǔ)，我從小學起就讀經(jīng)書、古文、詩詞。對一些重要的經(jīng)典著作有所涉獵。但是我對哪一部古典，哪一個作家都沒有下過死功夫，因為我從來沒想成為一個國學家�！�

　　季老去世雖然沒有幾天，但網(wǎng)路上就他是否是“國學大師”，已經(jīng)有不少討論，其中有人指出，季老算不上國學家，因為他在所謂“國學”方面，建樹并不多。這樣的觀察，自有其道理，因為季老治學的重點，的確以印度學和佛學為主。就佛學而言，自漢代以來，已經(jīng)逐漸成為中國文化的有機成分，但季老的佛學研究，則又側(cè)重其原始的狀態(tài)，也即印度佛學為主，并不專注中國的佛學。其實，從上引季老的言語中，已經(jīng)可以看出，他自己的態(tài)度十分明確：他“從來沒想成為一個國學家”。而且如果讓季老本人就“國學大師”的歸屬做一選擇，他或許會將此封號贈給任繼愈先生，因為在北大成立國學研究所的時候，任先生也應邀同臺發(fā)言，而季老前言所謂“環(huán)顧左右,朋友中國學基礎(chǔ)勝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其中就包括了他的老友任繼愈先生。與季老相比，任老在“國學”方面的著述，不但數(shù)量眾多，而且涉獵范圍極廣，在哲學、宗教、文獻學等好多方面，都有不小的建樹，其淵博學識，在當今學界，罕有其匹。

　　季老有不少名言，多為肺腑之言。其中有一句，流傳甚廣，那就是：“假話全不講,真話不全講。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話都說出來，但說出來的話一定是真話。”由此觀之，季老有關(guān)自己“從來沒想成為一個國學家”的那句話，絕對是發(fā)自他的內(nèi)心，并不是自謙之語。而且筆者以為，這句話不但是真話，而且還是一句沒有把“所有的話都說出來”的真話。那么，季老那些沒有說出來的意思，又是什么呢？簡單說來，那就是季老雖然晚年參與倡導國學，而且也說過激勵國人趕超西方的“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這樣的豪語，但他本人，其實并無意將自己的治學，限定在所謂“國學”的范圍以內(nèi)。甚至，他對從事所謂“國學”研究，也沒有太大的興趣。我做這一推論，基于以下三個理由。第一，對于從事與國學無關(guān)的研究，是季老自年輕時代就追求的理想。他雖然在少年時代，對于中國語文和文學創(chuàng)作，就產(chǎn)生了興趣，但自大學時代開始，便專注研究“域外”的學問。他在清華讀的是外文系，到了德國留學，也自討苦吃，全力避免研究與中國相關(guān)的課題。甚至，他對那些在國外講老子、莊子，而回到國內(nèi)講柏拉圖、康德的中國留學生，十分鄙視。他在德國唯一做的一件與中國相關(guān)的事，就是在二戰(zhàn)爆發(fā)以后，為了維持生活，在哥廷根大學教授中文語言課，以求繼續(xù)從事對梵文、巴利文以及其他多種文字的研究。

　　第二，季先生回國以后，在北大創(chuàng)建東語系，希求在研讀、翻譯原始文獻的基礎(chǔ)上，深化中國的佛學研究，認識中印文化之間的歷史紐帶。他的做法，可以說是在佛教研究方面，另辟蹊徑，開創(chuàng)出了一片嶄新的天地。因為北大原來從事研究佛教的人士，如梁漱溟等人，大都不識梵文。而季先生的志業(yè)，與他老師陳寅恪先生的唐代文化研究，有異曲同工之妙，都號召重視本土文化與“域外”文化之間的緊密聯(lián)系。因此與當時和以后那些熱心“國學”研究的人士的志向，有明顯差別，不可同日而語。他們視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為歷史之結(jié)果并有正面的意義，而一般的國學人士，則常常強調(diào)中國文化如何堅持本土立場，又如何成功地抵御或包容域外文化，以致未免漢文化沙文主義的痕跡。

　　第三，無可諱言，季老晚年對中國文化的興趣，比以前有明顯的增強。但就實踐層面而言，他的作品中研究性的東西甚少，主要是主編了的幾部有關(guān)“國學”的著作，而且還基本上以文化比較的角度著眼的。他個人的工作，還是主要集中在他的散文寫作，顯現(xiàn)出他在中國語文上的高深造詣。毫無疑問，季老是當今中國散文寫作的大家，其中有許多篇膾炙人口，想來一定會流傳后世，但這與“國學大師”，似乎還不是同一回事。

　　因此，如果季老宣布他“從來沒想成為一個國學家”的那句話背后有什么未盡之言，我想就是他希望世人能在欣賞他那些美麗的散文的時候，不要把他簡單視為一個中國語文的大師，而能看到他更是印度學、梵文學研究的國際知名學者。換言之，如果將季老僅僅贊為“國學大師”，不但會讓他感到“折煞老身”，更容易讓人忽視他曾辛苦專研一生的印度學研究及其在這個領(lǐng)域上所獲得的超常成就。季老的為人，以謙虛聞名。但我想一個人再謙虛，也不想讓人無視、掩蓋或忘記他曾為之奮斗一輩子的志業(yè)。但他一貫謙虛的為人，又使他習慣“真話不全講”，于是就讓人覺得他辭去“國學大師”的稱號，只是一種簡單的謙遜，卻忽略了他此舉的真意——他并不以“國學大師”為一種了不起的褒獎，也不想讓公眾繼續(xù)有這樣的錯覺，只要是在中國被人尊崇為有學問的人，就一定是“國學大師”。當年陳寅恪是如此，他的弟子季羨林今天自然亦是如此。季老若地下有知，不知會否同意鄙見？ 　

　　王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