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熱”總比“歌星熱”要好
記者:電影《孔子》殺青,現(xiàn)在電視熒幕上又將出現(xiàn)孔子的身影,你覺得為什么近段時間影視界會有這么多類似題材的作品出現(xiàn)呢?你怎么看這種“孔子熱”?
傅佩榮:這個要從兩個方面來說,第一個是文革期間大家對孔子的理解都有普遍的偏差,當時曾經(jīng)有過“批林批孔”,F(xiàn)在媒體希望能夠改正這樣一種偏差,讓大家能夠重新了解到孔子這個人以及他的思想;第二個是現(xiàn)在孔子學院在中國各地都比較普遍,雖然這些學院一般都是教外國人說中文的,但是每個國家都有自己本國的文化代表人物,就像中國以孔子作為代表,所以這樣的學院就出現(xiàn),因此一般群眾也會想去了解這樣一個這么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國學熱從2007年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兩年左右時間了,當時于丹老師通過電視讓大家都知道原來孔子離我們不那么遠。影視公司拍有關(guān)帝王的戲拍多了,然后就去想到別的題材,現(xiàn)在正好有這樣一個契機可以拍一些人文的題材,所以大家就想把孔子的故事通過電視劇和電影的形式展現(xiàn)出來,讓大家知道其實孔子并不是一出生就是圣人,他是通過許多磨礪才完善自己的性格的。我覺得“孔子熱”總比“歌星熱”這些要好。
記者:這更多是影視公司的一種主動嘗試還是觀眾內(nèi)心的深層需求?
傅佩榮:這兩者應該相互影響吧!但是我認為影視公司的作用是占主要地位的。因為他們比較敏銳地看到,原來觀眾對這樣一個題材的作品是有需求的,所以就選擇拍這樣題材的作品。而觀眾是比較被動的群體,他們可以選擇自己喜好的類型去看,但是不會那樣敏銳,不能因自己喜好而提出要看這一類作品。
孔子學說并沒有內(nèi)化到我們言行中
記者:您覺得這兩年的孔子熱反映出現(xiàn)代人的一種什么心理狀態(tài)?
傅佩榮:現(xiàn)代人都希望尋找一個大家都認同的文化體系以及文化人物,從心理學上看,人最怕找不到認同對象,找不到認同對象就容易導致價值觀的缺失。所以他們都想知道孔子從一個普通人成長為圣人的一個過程。其實我對這些電影、電視劇最擔心的是把孔子神化,把他寫成一出來就是圣人。我們更加需要的其實是要通過這樣的作品了解他的人性,了解他怎么從一個在家庭中十分卑微的角色慢慢成長走向人性完美的過程,了解他是如何修煉自己,成為我們所看到的圣人。
記者:現(xiàn)在儒家學說通過什么方式來與當下社會發(fā)生聯(lián)系,甚至改變社會?
傅佩榮:儒家學說的作用從漢代以后的封建王朝就變成了“儒家學術(shù)、法家手段”,歷代的統(tǒng)治者希望通過這種學術(shù)來制約大家,所以說它是法家手段。但是現(xiàn)代社會不同,儒家學術(shù)已經(jīng)不再是以前用來制約人們思想的工具了,它其實可以指導人們應該怎樣做好人,儒家學說與我們內(nèi)心的聯(lián)系可以歸結(jié)為三點:對人和對自己內(nèi)心一定要真誠;要多與別人溝通了解;社會規(guī)范要遵守。儒家學說只是希望通過一個合理的方式把握人性,現(xiàn)在來說,這種思想指導我們要追求人人平等,而且要有更加開闊的胸襟。儒家學說不是說了做王者不做霸者嗎?霸者是以暴治人,但王者要以德服人。
記者:有人認為,孔子的學說其實都是一些最基本實用的人生道理,它已經(jīng)耳濡目染內(nèi)化到我們的言行舉止中了。你認為大眾還需不需要來專門系統(tǒng)地學習他的學說?
傅佩榮:其實我覺得,現(xiàn)在孔子的學說并沒有內(nèi)化到我們言行當中。其實大眾平時知道的孔子學說大多都是從媒體中吸取的,當然中國人的那種“講人情、愛面子”的思想是已經(jīng)內(nèi)化了,但是說整個學說的內(nèi)化我認為還沒有達到。
尤其是年輕人,他們對孔子的學說可能不大了解,所以我們必須多告誡年輕人應該怎樣做好人。
另外我們要擴大儒家文化的影響還要做很多,首先最重要必須做到的是“上行下效”,如果上邊領(lǐng)導都做不好榜樣,那么下面的群眾又如何能夠做好呢?現(xiàn)在的社會強調(diào)個體性了,孔子有說過“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就是要告誡我們加強自身的修養(yǎng)。
不應該過分渲染孔子與南子的關(guān)系
記者:現(xiàn)在以孔子等圣賢為題材的影視作品越來越多,但藝術(shù)和歷史畢竟是兩個不同的東西,甚至會有矛盾,在你看來,這類作品的創(chuàng)作應該遵循一個怎樣的標準?
傅佩榮:我們從司馬遷《史記》的“孔子世家”中看到孔子真實的一面。當時司馬遷是把孔子的生平真實地記錄下來,但是在最后給予了他很高的評價。雖然孔子出身卑微,但是通過他后天的經(jīng)歷以及堅韌成為了一代圣賢,我認為孔子完善自身人格過程是這類作品必須要突出的。就好像我中學時候看過孔子一個故事,說他回家的時候看到了火災,當時第一時間就問有沒有人傷亡,而并非損失了多少財物。這樣一個小小的故事當時讓我感到十分震撼。我認為作品就應該多呈現(xiàn)出這樣的故事。
記者:那么在這樣的標準之下,創(chuàng)作起來有什么樣的難度?
傅佩榮:因為孔子這個人物在歷史上甚至是大家心目中其實都已經(jīng)有了個定型,在創(chuàng)作上可能會受到許多條條框框的限制。但是我最擔心的還是一些作品把他與南子之間的關(guān)系夸張化了。那個時候其實南子是一個聲譽不大好的婦人。我認為不應該太過渲染孔子與南子之間的關(guān)系,而應該突出孔子的成長歷程。我實在擔心這一點,所以希望這些作品的顧問能夠多給創(chuàng)作者提意見。
記者:對于這類題材的拍攝,有觀眾認為不應該邀請日韓演員加盟,有觀眾又認為孔子影響了東亞文化圈,可以更加包容。不知道作為一個研究者,你的看法怎樣?
傅佩榮:我覺得請外國人來出演里面的角色沒有太大關(guān)系,但關(guān)鍵是劇本一定要合乎一種人性邏輯。只要劇本合乎邏輯,觀眾在觀看的時候其實就會更多地留意劇情,并不會說太在意演員有沒有外國人。有人也說,拍好這類東方圣賢的作品,會對日韓民眾產(chǎn)生收視號召力和精神影響力,從而推廣儒家文化。我對這點還是比較樂觀的。就好像我有個韓國的學生,他年近70的父親居然一直都認為孔子是韓國人。我覺得這樣類型的電視劇只要拍好了,是能夠讓日、韓的人民了解到孔子其實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中國人。
傅佩榮,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畢業(yè),美國耶魯大學哲學博士。曾任臺大哲學系主任兼哲學研究所所長,比利時魯汶大學、荷蘭萊頓大學客座教授,現(xiàn)任臺大哲學系教授。因在央視“百家講壇”欄目主講《孟子的智慧》而為大眾所熟悉。他的新著《孟子的智慧》和《向莊子借智慧》近日由中華書局出版并熱銷。(陳祥蕉 吳敏吳敏平柯芳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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