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呼聲已是波濤洶涌。
他被媒體稱為中國首個民間高考改革基本方案的主要執(zhí)筆人——在北京理工大學教育科學研究所所長、21世紀教育發(fā)展研究院院長等頭銜中，目前，這個稱謂使他更加顯著地處在了媒體的聚光燈下。
在楊東平看來，30歲的高考制度正由青壯年步入中老年，其局限性、弊病和負面價值已經(jīng)暴露無遺。他的理想模式是以多元評價代替“一考定終身”，同時，擴大高校的招生自主權，把選擇高校的權利放給學生。
然而，對于這份涉及許多人為因素的改革方案，人們普遍質(zhì)疑的是，如何能夠保證改革的公平？
“前陣子參加一個紀念恢復高考30周年的研討會，事先我很擔心會不會又是‘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還好，主張改革的聲音更多�！睏顤|平這樣開頭。
“已經(jīng)30年了，我們不能永遠停留在對恢復高考的感激，對高考制度重要性、必要性的謳歌上，沒有人能否認這一點，但這一頁應該翻過去了，我們必須從這個起點向前再走一步，哪怕是半步。我們要回答的是一場漸進的、穩(wěn)健的、實質(zhì)性的制度改革是否可能�！彼f。
楊東平和他的伙伴們所提出的中國首個民間高考改革基本方案，或可看作是在某個層面上對這個問題的探索。
“挺改”的“激進派”
在這場推動高考制度改革的呼聲中，楊東平因為力挺加速“改”而被許多學界人士看成是“主改”的激進派。
在他看來，高考有些弊病纏身。
30年前，作為撥亂反正的重大舉措，高考恢復了以學業(yè)能力選拔人才的標準，和“分數(shù)面前人人平等”的社會公正，統(tǒng)一高考制度的公平性和高效率由此深入人心，被歷史和社會所共識。
30年后，高考制度顯然像個小伙子，由青壯年正步入中老年，它的局限性、弊病和負面價值已經(jīng)暴露無遺。
對于高等學校制度改革和中等教育改革來說，高考制度具有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是中小學教育的強大“指揮棒”。在楊東平看來，它也是推進實質(zhì)性教育體制改革的一個“突破口”。他認為，提速高考改革，可以說條件已經(jīng)成熟。
為此，楊東平作為主要執(zhí)筆人推出的這項方案，成為目前公開亮相的第一份具有完整框架的高考改革方案。
激進派VS守成派
民間從來不缺乏對高考改革的爭論，快和慢是目前爭論的一個焦點。
根據(jù)教育部考試中心日前舉行一個有3.8萬樣本的民意調(diào)查，95%的受訪者對于現(xiàn)行高考制度持肯定態(tài)度。其中，17.6%公眾認為目前的高考制度“很好，應當維持”，77.5%的公眾認為有缺陷，但仍是目前最好的辦法，應該適當加以改進。其中透露出的信息顯示，主流民意肯定高考，同時支持高考制度改革。
高考改革無疑是一項“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改革。如果要給中國所有教育改革從難到易排個座次，多數(shù)人會讓高考位列第一，因此相當一部分學者對于高考改革快慢持保留意見。
被楊東平戲稱為“守成派”的資深高考研究專家、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劉海峰說，高考確實有很多弊端，也對中學教育造成了一些負面影響，但目前還沒有更科學更可操作的辦法來替代它。
“高校招生考試是一個世界性難題，我們只能眾利相權取其重者，眾害相權取其輕者。減少高考的負面影響長期而艱巨，要從文化傳統(tǒng)、人事制度、教育與考試制度等方面進行配套改革。”這說出了相當一部分人的憂慮和心聲。
首份有完整框架的方案
和劉海峰所預料的長期和艱巨相比，楊東平的改革方案顯然快速利落。
基礎資格考核+高校自主——這是他給未來高考劃定的基本目標模式。
對于這個基本模式，楊東平的解讀是應該以全國統(tǒng)一的學業(yè)能力水平考試為主，輔以高中學習成績、高中課外綜合表現(xiàn)的多元入學評價；高校確定錄取標準、進行加試或面試后自主錄取。
他的理想模式是，經(jīng)過5到10年的努力，建立一種統(tǒng)一性和多元性相結合，“終結性”評價和“形成性評價”相結合，高校自主性和學生自主性相結合，國家宏觀調(diào)控、高等學校自主錄取、社會參與的全國高考和招生錄取制度。
在新近“出爐”的方案中，楊東平提出6個高考改革的基本價值：首先保證公平，讓不同地方不同人群享有大致相同的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和接受優(yōu)質(zhì)教育的機會；改變以分數(shù)作為唯一評價標準的做法，全面評價學生；改變“一張考卷考所有人”，促進考試和選拔方式的多樣化、多軌化、彈性化；擴大高校的招生自主權，使這一權利最終重新回歸高等學校，重視和擴大學生的選擇權，讓學生擁有更多選擇高校的權利。另外，堅持高考命題地方化的改革。
拋棄“3+X”提供套餐
最后，楊東平給出了一個構架完整清晰的“我國高考考試制度改革基本方案”，這份方案設計了從科目設計到錄取制度改革的各個方面。
比如，從科目設計來說，方案摒棄了傳統(tǒng)高考“3+X”的模式，給出一個能夠適應不同學生多種需要的“套餐”，建議將高校劃分為研究型大學、地方性高校和高職院校三大類，再分為文科、理科、工程技術科、生物和醫(yī)學科、藝術和體育科等不同科類，確定不同的考試科目和內(nèi)容難度，適應不同學生的多種需要。
此外，建議強化春季高考，增加高校的數(shù)量，提高招生層次，使其成為和夏季高考同樣規(guī)格和分量的考試，使學生獲得兩次高考的機會，擇優(yōu)選報學校；不依靠分數(shù)作為評價的唯一標準，將學生的高中成績和綜合素質(zhì)作為重要參考，綜合評價可以包括學生高中三年的平均成績、學生成長記錄、教師評語記錄、實踐活動、社會公益活動記錄等等。不過，由于目前學校的自我約束和社會監(jiān)督機制不完善，這些改革難以操作，可以在中考改革中試行，以積累經(jīng)驗。
對招生和錄取，他建議均衡各地招生名額差異，改變重點高校招生本地化的做法，減少和廢除定向生、保送生、文體特長生、三好學生和優(yōu)秀學生干部等一些特殊的政策，因為有些政策已經(jīng)成為導致高考腐敗的政策通道。
推動作用是潛在的
在楊東平看來，“高考制度改革有三個非常重要的價值，除了向地方賦權、向高校賦權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項是向?qū)W生賦權�！彼f，必須恢復學生對高校的選擇權，具體做法是，同一批次高校同步錄取，一個學生可以同時接到幾所高校的錄取通知，從高校的單向選擇變?yōu)楦咝：蛯W生之間的雙向選擇，只有當學生有權選擇高校時，才會出現(xiàn)高校為吸引優(yōu)秀生源而改善服務的競爭。
盡管民間對于高考制度改革的爭議不斷，改革的呼聲卻也日益被重復和放大。在談到這個改革方案出臺的真正目的時，楊東平說，并沒有過多希望它能夠立刻被實際采納或應用，但作為民間的一種態(tài)度和一種推動力量，至少它對于有關部門來說具有潛在的“激勵”和“推動”作用，能夠做到這一點就很有意義了。
他向本報記者表示，目前，全國高考的平均錄取率已經(jīng)達到55%以上，大城市達到了70%以上，高等教育的供求關系已經(jīng)相當寬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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