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媒體不負責任地把中國發(fā)展與歐洲的關系形容為“新馬歇爾計劃”。中國企業(yè)大規(guī)模收購海外資產的做法不但沒有被給予正常的商業(yè)意義的關注,反而往往被賦予極為豐富的政治涵義,這能吸引眼球,但卻無聊至極。
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援助了歐洲130億美元,盡顯“負責任的大國”之義,得了名,但更得了利:美國讓對外擴張披上了經濟援助的外衣,借助“歐洲復興”的名號讓自己坐上了頭把交椅。
“新馬歇爾計劃”自然而然地會帶給人兩層含意:歐洲正陷入危機而不能自救,而中國正在效仿美國“切斷戰(zhàn)后歐洲形成的某些關系”。
提出“新馬歇爾計劃”這種說法的人要么是無知,不了解“馬歇爾計劃”無論是計劃本身還是詞語都有一種霸權思維隱匿,要么是顯然別有用心。
回歸歷史,“馬歇爾計劃”當年實施的前提是戰(zhàn)后的歐洲“面臨性質非常嚴重的經濟、社會與政治的惡化”(馬歇爾1947年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但顯然,“新馬歇爾計劃”成立的前提并不存在,“歐盟仍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其5億消費者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2.5萬歐元”(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語)。
若說中國正在效仿美國控制歐洲,此說也難以成立。謀求霸權的最好途徑是向權力之巔的領袖者開戰(zhàn),若要選對手,身居第二的中國也不會拿歐洲挑戰(zhàn)來謀取強權。
中國在歐洲獲得的擁抱更大部分源于它所展現(xiàn)的機遇和周身所散發(fā)出的經濟活力。這與18世紀時的中國不無相似,當時一個強盛的中國令法國啟蒙運動領袖伏爾泰感慨:我們不能像中國人一樣,真是大不幸。
用范龍佩和巴羅佐的話語,中歐關系是建立在“平等的伙伴關系、互相尊重和共同利益的基礎之上”。
中國對于歐洲至關重要,歐洲對于中國也至關重要。中國未來的增長依賴進入歐洲市場,同時,歐洲也可以在中國的陸海“絲綢之路”計劃中看到機遇。與此同時,二者也需要強強聯(lián)手,來共同應對氣候變化、貧困、恐怖主義、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非法移民、人口販運和海洋安全問題等全球性挑戰(zhàn)。二者攜手,推動歐亞大陸回歸世界文明中心。
不知“新馬歇爾計劃”的提出者,能否領會到這層深意。(楊子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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