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30周年。在胡錦濤主席“暖春之旅”成功訪日后，中日兩國面臨著進一步發(fā)展友好合作關系的難得歷史機遇。溫故而知新。在條約生效30周年之際，本刊記者就相關問題，專訪了條約締結親歷者、中國前駐日本大使徐敦信。

　　記 者：1972年，中日已經實現(xiàn)了邦交正�；�，為什么還要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徐敦信：中日締約是繼中日邦交正�；�后兩國關系中又一件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大事。如果說，1972年中日邦交正�；�，揭開了兩國關系的新篇章；那么，1978年中日締約，則是從法律上進一步鞏固兩國關系的政治基礎，使兩國關系進入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中日為什么要締約?第一，當然是為了進一步發(fā)展兩國睦鄰友好關系；第二，是因為中日邦交正�；瘯r，《中日聯(lián)合聲明》明文規(guī)定，要締結和平友好條約。兩國關系正�；�既已實現(xiàn)，為什么還要作出締約的規(guī)定呢?這就涉及中日兩國二戰(zhàn)前后的那一段歷史。

　　自1894年甲午戰(zhàn)爭始，日本不斷侵略中國，中日兩大民族一直處于嚴重對抗狀態(tài)，長達半個多世紀。特別是二次大戰(zhàn)，日本軍國主義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中國人民奮起抗戰(zhàn)，兩國完全處于戰(zhàn)爭狀態(tài)。經過長時間浴血奮戰(zhàn)，中國人民贏得抗日戰(zhàn)爭的偉大勝利。在通常情況下，戰(zhàn)后交戰(zhàn)國之間都要締結和約，宣告戰(zhàn)爭狀態(tài)結束并處理各種遺留問題。但是，中日關系此后卻經歷了一段非常曲折復雜的過程。新中國成立后，由于日本政府追隨美國奉行敵視新中國政策，致使兩國關系處于不正常狀態(tài)長達23年。而且，日本還同臺灣當局于1952年締結了非法的所謂“和約”。

　　經過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努力，特別是1971年恢復我國在聯(lián)合國的合法席位在日本引起極大震動，日本朝野上下要求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呼聲空前高漲，形成了“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以民促官”的局面。1972年田中內閣成立后，明確表示要解決中日邦交正常化問題，邦交正常化的機運日臻成熟。另一方面，日本右翼親臺勢力仍負隅頑抗，執(zhí)政的自民黨內部也分成兩大派。為減少阻力，挫敗“臺灣幫”的干擾，中方建議在日方確認“復交三原則”的前提下，采用發(fā)表政府聯(lián)合聲明的方式，宣告兩國關系正常化。日方欣然接受中方的建議。所謂“復交三原則”，一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二是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三是“日臺條約”是非法無效的，應予廢除。關于戰(zhàn)后處理的有關問題，包括戰(zhàn)爭狀態(tài)的結束、戰(zhàn)爭責任、臺灣問題、戰(zhàn)爭賠償問題等，《聯(lián)合聲明》中都得到了反映，同時單列一條規(guī)定，雙方將進行締約談判。

　　記 者：《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談判開始并不順利，能談談具體情況嗎？

　　徐敦信：確實如此。中日締約談判始于1975年初，就條約的內容而言，本可以順利達成協(xié)議。但由于新上臺的三木內閣不愿將《聯(lián)合聲明》中的“反霸條款”寫進條約，致使談判一波三折，進展緩慢。直至1978年8月12日才簽署協(xié)議，前后歷時3年8個月12天。其間，日方經歷了三屆內閣，中方也跨越了兩代中央領導集體。締約談判在“反霸條款”上遇到困難，花費那么長的時間，其障礙除日本政局變化、右翼作梗等因素外，還同當時國際形勢大背景直接有關。

　　20世紀70年代初，美、蘇“兩超”全球爭霸愈演愈烈，并呈蘇攻美守之勢。蘇聯(lián)到處伸手，咄咄逼人。蘇共領導將中蘇兩黨意識形態(tài)分歧引向國家關系，在中蘇、中蒙邊境陳兵百萬，竭力拼湊所謂“亞安體系”，對我國安全構成嚴重威脅。1972年初尼克松總統(tǒng)訪華，中美發(fā)表了《上海公報》，雙方同意將“反霸條款”(即中美任何一方都不在亞太地區(qū)謀求霸權，也反對其他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寫進公報。同年4月，中日雙方也同意將此條款寫入《中日聯(lián)合聲明》。此舉在客觀上形成了中、美、日聯(lián)手抗蘇的態(tài)勢。當時蘇聯(lián)爭霸氣勢正旺，它主動對號入座，稱“反霸條款”就是反蘇。三木內閣軟弱無力，對內應對不了右翼干擾，對外害怕得罪蘇聯(lián)，致使談判節(jié)外生枝，一拖再拖，遲遲不得進展。

　　記 者：在條約談判的關鍵時期，鄧小平同志發(fā)揮了關鍵作用，具體情況是怎樣的？

　　徐敦信：時至1977年，中日雙方國內政局都發(fā)生了重大變化。日方三木下臺，福田赳夫取而代之。福田首相原本對中日關系并不積極，為此他在1972年自民黨總裁選舉中敗在田中角榮手下�，F(xiàn)在他當政了，但中日已經復交，兩國關系在各自對外關系中的分量也已今非昔比。福田不得不順應潮流，表示要積極對待締約問題。中國繼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1977年7月鄧小平同志復出，這是我國內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國際上也引起廣泛矚目和積極反響。鄧小平同志親自領導締約談判工作，有針對性地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別是在圍繞“反霸條款”和促成福田下決心方面，有許多精彩手筆。比如，他指出“反霸條款”的核心其實就是一句話，即不謀求并反對謀求霸權。也就是說，締約雙方首先自我約束不謀求霸權，同時也反對別人試圖謀求霸權。從國際關系準則和聯(lián)合國憲章精神來講，這無可非議。它沒有惹誰，也不針對誰；不想謀求霸權的人無需大驚小怪，而想搞霸權的人自然很不自在。福田首相在內外推動下，既想重開締約談判，又有一些顧慮。他向中方稱，希望中方理解“日本要同所有國家都和平友好”。鄧小平同志及時作出回應。他說，中日締約本可順勢解決，三木首相單單挑出反霸問題，使不成問題的東西成了問題。要同任何國家都和平友好，可以理解，中國也是這樣。反霸條款本身并不帶來另一種性質，即不可以同另一國家和平友好。問題是有人橫行霸道，實行霸權，難道也能對他和平友好嗎!如果中國在東南亞或亞洲搞霸權，人家會跟我們友好嗎!他說，福田首相不算是我們的老朋友，他過去和中國的關系，我們彼此都清楚，但是我們對此并不介意，希望福田首相同田中、大平一樣成為我們的朋友。他還說，首相工作繁忙，其實這件事只要一秒鐘就能解決問題，就是兩個字“簽訂”�！耙幻腌姟钡闹v話很快傳到日本，引起很大反響。實際上是傳達了兩點信息，一是中方對福田首相采取向前看的態(tài)度，二是等待他下“一秒鐘”的決斷。這對福田本人既是勉勵也是鞭策，而對積極主張早日締約的朋友則是很大的鼓勵。

　　福田首相在此情況下，為使締約談判順利進行，于1977年11月調整內閣，委任其得力親信園田直為外相，福田派接班人安倍晉太郎出任內閣官房長官。這樣安排人事，對外是為了同中方談判，對內是為說服黨內反對締約的右派，表明福田首相為重開談判已作好了組織上的準備。

　　中日外交當局正式重開談判，1978年7月21日到8月12日，22天中舉行了16場會談。緊鑼密鼓，短兵相接，難免唇槍舌劍，但雙方都努力擴大共識。中方代表團根據(jù)鄧小平同志關于“力求達成協(xié)議”的指示精神，十分注意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結合。在談判進入關鍵性時刻，福田首相決定派園田外相訪華。8月6日晚，我正在辦公室加班。當晚8時45分，日本駐華使館堂之脅公使打來電話稱，園田外相希望訪華舉行兩國外長會談。這是一個積極信號。我立即請示領導同意，直接電話報告鄧小平同志辦公室。秘書意識到這是一個重要信息，沒掛電話就立即口頭報告鄧小平同志，很快答復“歡迎訪華”。當晚9時15分，我電話復告堂之脅公使，對方既高興又驚奇：“這么快啊!”因為前后僅用了半小時。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于1978年8月12日在人民大會堂簽署。我全國人大和日本國會分別審批通過后，于1978年10月23日在東京互換批準書正式生效。

　　記 者：《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有何重大意義？

　　徐敦信：《條約》篇幅不長，但文字精練，言簡意賅，意義重大。

　　第一，確認《中日聯(lián)合聲明》是兩國和平友好關系的基礎。嚴格遵守《聲明》規(guī)定的各項原則，從法律上進一步鞏固兩國關系的政治基礎�！稐l約》是近代中日關系中第一個真正的平等條約，是當時兩國關系的政治總結，也是進一步發(fā)展睦鄰友好合作的新起點。

　　第二，雙方承諾不謀求霸權并反對任何謀求霸權的企圖，既是鄭重的自我約束，也有利于維護亞太地區(qū)與世界和平。締約挫敗了蘇聯(lián)當局的無理干擾，有力地促進了國際反霸事業(yè)。反霸條款的精神同當今中日都堅持走和平發(fā)展道路一脈相承，具有重要現(xiàn)實意義。

　　第三，開啟了兩國高層互訪的大門，為兩國經貿合作、人文交流開辟了更加廣闊的前景。締約當年中日貿易額僅為50多億美元，如今早已突破2000億美元，2007年達2360億美元。日本企業(yè)對華投資和兩國政府間資金合作也是從締約后開始的。30年來，日本企業(yè)對華投資累計約800億美元，在海外對華直接投資中名列前茅；日本政府對華日元貸款累計300多億美元，約占外國政府優(yōu)惠貸款總量的一半，對我加速現(xiàn)代化建設起了積極作用。雙方人員來往從當年的1萬人次，發(fā)展到現(xiàn)在每年近500萬人次，每天有1萬余人來往于兩國之間，每周航班達500架次。

　　記 者：鄧小平同志親自出席了《條約》批準書的交換儀式并訪問日本，應如何來概括其重大歷史意義？

　　徐敦信：今年適逢我改革開放30周年。30年前，鄧小平同志作為新中國領導人第一次應邀訪日，并出席《條約》批準書的交換儀式，面向日本朝野各界做了大量工作。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十分注意考察研究日本戰(zhàn)后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的經驗和教訓，為我國即將啟航的改革開放事業(yè)汲取和借鑒了許多重要思路。比如，設定我國現(xiàn)代化建設“三步走”、“翻兩番”的戰(zhàn)略目標，提出建設小康社會人均800—1000美元的指標；引進先進設備，進口高品位原料，創(chuàng)建上海寶鋼等。訪日回國后不久，鄧小平同志于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fā)表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實際上也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強調搞現(xiàn)代化要善于學習，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學習，向外國先進管理方法學習。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這樣講不僅是高瞻遠矚，更是體現(xiàn)了非凡的膽略。

　　鄧小平同志訪日后不久，國內就指派20多位專家和經濟部門負責人組團，赴日“蹲點考察”；又從日本聘請大來佐武郎等有實踐經驗的經濟專家，來華當顧問。中日經濟專家學者每年舉行知識經驗交流會。后來，我們有些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也是借鑒了日本的做法，如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即擴大對公共事業(yè)投資，以保持經濟持續(xù)較快地增長。

　　當我們回顧中日締約30周年這段歷史的時候，再次感受到兩國政治家，特別是鄧小平同志的遠見卓識和《條約》的強大生命力，也不會忘記福田赳夫首相在日本各界有識之士的推動下，為發(fā)展中日關系所作出的貢獻。

　　記 者：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楊發(fā)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