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那位蘇聯(lián)二秘，有一回裝作喝醉了酒，對我說：“印度人很相信你們，把你們中國看作兄弟之國。你老實厚道，已經(jīng)在這兒贏得了不少人的信任和喜愛，你是大有用武之地的，你自己意識到這點了嗎？” 我看出他并沒有醉，話里還有話，便試探道：“有什么用武之地，完成本職任務已經(jīng)很吃力了……”他把頭伸過來：“你愿意和我們合作么？”我也裝糊涂：“我們不是一直在合作嗎？”他把頭搖來晃去：“不不，遠遠不夠！我說的是，你……能不能根據(jù)我們的要求、我們的題目，在你方便和可能的時候，了解一些情況……你知道，這對你的工作無妨，卻能給你帶來很大的好處，很大！你甚至很難想像……”

　　我很驚訝，也很氣憤，但我沒表露，一笑置之：“你呀你呀，喝得太多了！”

　　當晚，我就把他的話報告了袁仲賢大使。

　　袁大使決定給他們以適當警告。他在一次與蘇聯(lián)大使談話時，“順便”提到：你們今后有什么要求，希望直接向我提出。因為我們國內(nèi)有指示，我們在這兒干什么，都事先請示報告，而且只能是通過公開的、與官方通報過的途徑進行……

　　蘇聯(lián)大使臉上紅一道白一道的，很快，就把那位二秘調(diào)回國了。

　　“游擊專家”飛抵“馬尼拉”

　　1953年盛夏，我回國述職，從印度乘英國航空公司飛機到香港。飛機飛臨香港上空時，下面大雨傾盆。機上廣播宣布，準備改飛臺灣，等天氣好轉(zhuǎn)。

　　我一聽，要是我也到了臺灣，那不是一條魚掉進滾油鍋里去了？我向機上乘務負責人提出：為什么要飛臺灣，不能改在別的地方降落嗎？機上負責人經(jīng)過一番緊急磋商，對我說，可考慮改飛菲律賓的馬尼拉，而且希望我們不要再爭執(zhí)，因為油料只勉強夠飛到馬尼拉，航程再不能改變。我只好同意了。

　　當時菲律賓對我們很敵視。但我們只能硬著頭皮往那里去了。

　　當時我身上帶了許多重要文件，怕萬一泄露了國家機密，又向機上人員提出要到廁所燒毀文件。

　　我剛點著幾份文件，塞進馬桶時，沒想到馬桶里不是水，而是可燃的油質(zhì)，“蓬！”的一聲，火苗竄起老高。幸好火還是壓熄了。燒毀的辦法是行不通了。我和隨行的老黃只好把文件撕得粉碎。在看到海面時，我們請機上的人打開一個通風口讓我們把碎紙片扔下去。

　　到馬尼拉前，我和老黃計議好，決不下飛機，這樣免得人家找岔子，搞我們的鬼。

　　馬尼拉機場海關要檢查我們的護照，他們和機上負責人都一再解釋這是必經(jīng)手續(xù)。我們只好請他們開具收條，將護照交出了。

　　這下不得了啦！他們從我的護照上了解了我的身份——中國駐印度首席武官，也可能還以為我和英國航空公司事先串通了，故意到那里去的吧，竟比我們對他們還恐懼一百倍，霎時間調(diào)來了足有兩個連的全副武裝的士兵，把飛機團團包圍了。

　　到入夜時，又轟轟隆隆拉來了4架探照燈，從四面把飛機照得雪亮雪亮。等了好一陣，菲律賓海關派了兩個會說中國話的人到飛機上來，很有禮貌地說，他們來陪伴我們，保障我們的安全。接著又有人送來了很豐盛的晚餐。那晚上，什么事也沒有發(fā)生。

　　第二天，飛機飛回了香港。到了香港新華分社，我才得知，前一天菲律賓好幾家報紙登了消息：中國駐新德里武官朱開印飛抵馬尼拉，意圖不明……；中國派游擊專家前來，在機場受阻……；中國將軍前來，企圖與菲共會合……

　　報紙上還登了我的照片，什么時候照的我也搞不清。我成了新聞人物。

　　當天我回到北京，向周恩來總理一五一十地報告了這次旅途經(jīng)歷。

　　周恩來聽后大笑道：我一塊石頭落地了！不是擔心別的，怕人家把你綁架了呀！他又說：你們不下飛機是對的，不然你怎么說得清楚你這位“游擊專家”在那里干了什么？

　　臨走，周恩來沉思著看了我一會，問：“這件事使你有什么感觸？”我沒答上來。他自己回答了：看來我們大有必要和我們的鄰居們擴大接觸，慢慢地加深了解，不然大家都覺得對方防不勝防、大家的神經(jīng)都太緊張了！……你們一定要在印度先作出一個樣子來，表明我們是真誠希望和鄰居們和睦相處的，我們不是魔鬼，沒有可害怕的地方！

　　——據(jù)北京《百年潮》

　　(摘自美國《僑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