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wǎng)10月21日電 香港《亞洲周刊》今年第42期刊文認為，中國大陸和臺灣的文化發(fā)展近年出現(xiàn)“香港化”，被短視的政治利益與經濟市場利益所主導，折射社會弊端。

　　文章摘編如下：

　　華人社會經濟發(fā)展的成就，帶動了一系列文化藝術的場地興建，這些場地興建營造了一種文化發(fā)展的空間，而這些場地的設計觀念，都是來自西方的模式，博物館、歌劇院、演奏廳和小劇場都是西方的模式，這種西方模式是經過百年的演變而成，這些西方移植過來的“文化空間”，對華人的文化藝術發(fā)展產生了巨大影響，而這些影響是需要具體評估和研究的。

　　例如，在移植過程當中有沒有深入理解硬件和軟件的關系？西方表演藝術市場化是在一種怎樣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下發(fā)展和成長？文化空間的規(guī)格管理經營和硬件設計有著怎樣的關系？創(chuàng)作人在這種文化空間下衍生了怎樣形式的創(chuàng)作？市場化的文化藝術和娛樂有著怎樣的分別？西方那種雅俗共存的文化生態(tài)是怎樣形成的？具體運作是怎樣的？文化場地的格局和管理有著怎樣的關系？到最后我們也是需要問一句，文化發(fā)展的目標是什么？是單純市場經濟效益嗎？長遠社會效益和公民質素的提升重要，還短期市場效益重要？兩者之間可以共存嗎？

　　其實這些問題本來是不用“回答”的，常識告訴我們“文化”是一個國家的“本”，文化應該是具遠見，具視野，超越經濟效益的，文化不是短期的功利，而是長遠的“投資”和國民國家認同的建立，國家的國格建立來自文化，但在目前價值錯亂的市場經濟主導時代，很多華人城市的文化藝術發(fā)展只是盲目復制西方文化硬件建筑模式(歌劇院、管弦樂廳)，而沒有深入理解西方文化藝術的各種生態(tài)環(huán)境，像高稚文化與流行文化之互動和關系，西方是極度重視藝術教育作為培育深度觀眾群的基礎工作，并重視文化的實驗和研究，西方政治人物和商界大都把文化藝術視作一種培育長遠社會軟實力的政策。

　　日本和韓國在這方面比較自覺，對西方的文化生態(tài)進行深入而系統(tǒng)化的研究，并且有計劃地培育不同類型的專才和體制。

　　華人社會由于長期積弱，社會仍然存在著一種“搵食”(求存)最重要的心態(tài)。像香港這個搵食“資本主義”主導社會，仍然只會把文化發(fā)展置于經濟發(fā)展下面，“有市場”成為唯一的指標，“狗仔傳媒文化”獨大正好說明了這種現(xiàn)象，由政府支持的文化藝術在僵化的體制下越來越被狗仔市場文化牽著鼻子走，完全不重視基礎文化藝術教育的結果是“文化藝術”市場慢慢被邊緣化，而這種現(xiàn)實是影響著原有多元藝文空間的發(fā)展，以市場名義把一些本來多元的文化進一步單元化，低俗娛樂慢慢完全控制所有文化藝術的發(fā)展。

　　近年兩岸三地流行的都是興建大型文化藝術場地，大歌劇院、巨蛋之類的大型場地，一切都是要大要多，找一些名牌建筑師弄一些外型奇特的地標建筑，對于這些建筑空間對文化創(chuàng)作的具體影響嚴重缺乏具體而深入的研究，更缺乏一個長遠的文化藍圖，所以我們常常聽見“市場”、“吸引游客”等等短視的口號。外表是以“多元”為口號，實質上的完全的低俗。低俗不是問題，低俗獨大才是問題的核心。

　　香港這個“低俗獨大”的現(xiàn)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個案，中國內地和臺灣是不是也是被香港影響？答案是明顯的，中國近年的文化發(fā)展也是在“香港化”，文化藝術工作者被市場邊緣化，故此文化場地的規(guī)劃設計興建和經營，都是被短視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市場利益主導。

　　回顧歷史，所有重要的文化建筑都是一種推動文化發(fā)展和進步的“文化空間”，硬件建筑都是為配合軟件的文化發(fā)展需要而規(guī)劃的。像西方規(guī)劃博物館之前都是先著手于購藏政策與定位的軟件研究，確定購藏與營運模式之后，才進入硬件規(guī)劃的研究，表演藝術場地也是先理順和確認其藝術定位和運作摸式，才進行有關硬件的規(guī)劃和設計。

　　這種按部就班的做法在強調效率的華人社會往往被忽視了，這也正正是西方文化仍然于一種“強勢”的主要理由，西方是以軟件規(guī)劃為先，硬件隨之而進行，而軟件規(guī)劃需要大量不同類型的人才負責，有學術人才、管理人才及創(chuàng)作人才共同配合才能成功。

　　作為一個國際城市，香港在外表上十分現(xiàn)代化、西化，但在文化空間規(guī)劃上，仍然處于一種西方殖民地的狀態(tài)，盲目移植一些西方文化硬件設計，軟件規(guī)劃只會找一些對香港沒有任何認識的國際顧問公司進行。

　　這也正是香港文化不能持續(xù)發(fā)展的主因，一切都是放煙花式的文化活動，一切的文化只可以是借來的，故此進行有關文化空間和文化發(fā)展的研究和討論十分重要，只有透過這些具體檢討，才能尋找更具體的改善方法，而透過不同城市和個案比較，以及經驗之分享，才能重新建立更多元和具遠見的文化視野。(胡恩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