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青島留學生回來以后，應該先主動閉門不出，因為自我隔離是對自己、家人以及社會負責。”從美國回青的留學生逄超，在5月份回國以后主動在家自我隔離了7天，他在6月16日通過媒體發(fā)出倡議，希望留學生回青后先做“宅男宅女”，避免甲型流感傳播。

　　自我國發(fā)生疫情以來，類似感人的故事就不斷，先有海外學子暫不回國的倡議，后有治愈患者出院后的道歉，看似細微的舉動，卻都折射出一種公民責任的擔當，一種公共精神的復蘇。無論是對于此次疫情的應對，還是未來社會的公共治理，這種公共精神都不可或缺，都顯得彌足珍貴。

　　現(xiàn)代社會，公共危機的處理從來不是政府單方的責任，而必須尋求與公民的合作。雖然危機向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快速敏捷的反應機制、及時全面的資訊公開等，但如果脫離公民的參與和配合，政府善治將失去依托而淪為空談。而作為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共管理過程，善治的本質(zhì)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與公民的合作化管理，既有賴于政府責任的擔當，更有賴于公民對政府權威的自覺認同和積極配合。這種公民與政府的合作，首先需要培育公民的一種公共精神。

　　作為現(xiàn)代公民的一種最基本、最重要的美德要求，公共精神本質(zhì)上是公民的公共責任意識在行為和性格上的體現(xiàn)。它在行為上外化為公民對國家法律和社會規(guī)則的尊重，對公共行政事務的參與和監(jiān)督，對公共安全、公共環(huán)境、公共資源等公共利益的關愛與維護，對公共生活中他人的理解、尊重、包容與合作。無論是政府對社會的有效治理還是公民自治目標的達成，都離不開這種公共精神的支撐。以此次疫情為例，截至16日，我國內(nèi)地共報告237例甲型H1N1流感確診病例，已治愈出院97例，140例在院接受治療。在這種嚴峻的疫情防控形勢下，政府的“嚴防死守”固然重要，但公民尤其是疑似感染的公民的配合更為重要。據(jù)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曾光教授介紹，甲型H1N1流感病例正在我國快速增多，已經(jīng)歷了輸入性病例、二代病例和傳染源不明的本土病例三個階段。而此前我國確診病例中，個別患者歸國后，沒遵循政府建議居家隔離，反而到處游逛，在發(fā)病前后反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從而給政府防控工作帶來極大困難，同時給公共安全和其他公民身體健康帶來危險。這從側(cè)面提醒我們，在本土案例增多的背景下，公民的公共責任和公共精神十分關鍵，政府與公民的合作狀態(tài)也成為關系這場持久戰(zhàn)勝負的重要因素。

　　在公共危機管理中，政府與公民形成良好的合作伙伴關系，這樣一種機制的確立和完善，是社會快速、有效防范化解危機的重要方略。從前一階段的疫情防治看，我國政府不僅顯示出尋求與公民合作的良好姿態(tài)，還及時根據(jù)疫情變化調(diào)整防治策略，其前期對入境人員的建議、指導折射出善治的思維，尤其是在民眾紛紛指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游逛的攜病者時，政府表現(xiàn)出了極大地寬容，并引導民眾給予理解。在新的疫情背景中，政府的應對尤其需要公民的合作。由此觀之，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讓每一位公民擔當起基本的公共責任，就成為我們應對公共治理難題、構(gòu)建公民社會的重要任務。

　　一般說來，公共精神不可能建立在私人生活經(jīng)驗和自然情感基礎上，而只能建立于公共生活經(jīng)驗和公共理性的基礎之上。我國的國民教育還缺乏系統(tǒng)全面的公共精神內(nèi)容，為公民培育公共精神實踐平臺還十分有限，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公民社會的增長。恰如美國學者托克維爾所言，“公共精神與政治權利的行使是不可分的”，只有在鮮活的公共生活實踐中，公民才能感受到自己與社會共同體的休戚相關，從而產(chǎn)生強烈的公共責任意識。

　　總之，從汶川大地震到甲型流感疫情，每一次災難所加諸給我們的公共安全危機，對政府與公民的合作都將是一次考驗，對公民公共精神的構(gòu)建都將是一種契機。我們期待著，在未來應對疫情的道路上，政府和公民都能在合作中走向成熟、理性、負責。(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