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jīng)書面授權)
文/梁秉堃
曹禺師曾經(jīng)對青年學生說過這樣的話——
“我一生都有這樣的感覺,人這個東西是非常復雜的,人又是非常寶貴的。人啊,還是極應當把他搞清楚的。無論做學問,做什么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這終究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筆者有幸在曹禺師身邊工作、學習42年之久,耳提面命受益匪淺。這些年經(jīng)歷的許多事情當中,有些是很難忘懷的。
總是寫不好“認罪檢查”
大約是在1973年下半年,“毛澤東思想解放軍宣傳隊”和“毛澤東思想工人宣傳隊”,一起進駐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理直氣壯地聲稱要代表無產(chǎn)階級占領這個已經(jīng)被資產(chǎn)階級統(tǒng)治多年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橋頭堡”。當時有一副寫給劇院的對聯(lián),上聯(lián)是“廟小妖風大”,下聯(lián)是“池淺王八多”,橫批是“徹底砸爛”。
很快,在北京人藝院長曹禺師住宅的大門上,也貼了一條大標語——
“打倒反動權威、反革命文人曹禺!”
當時根據(jù)上級的指示,要“解放干部”,讓曹禺師“認罪檢查”以后,回到“革命群眾”當中去。也就是說,他必須寫出一個像樣的、深刻的、上綱上線的認罪檢查,才能獲得“解放”。對此,曹禺師被特別批準不參加勞動,埋下頭來專門寫“認罪檢查”報告。萬萬沒有想到,報告竟然被“軍宣隊”政委一次又一次以“認識不深刻”和“根本沒有上綱上線”為由打了回來,命令重新再寫。接下來,一而再、再而三地寫,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打了回來。曹禺師壓力很大,苦不堪言,經(jīng)常坐在小馬扎上,一言不發(fā),兩只眼睛直勾勾地望著白色的墻壁,似乎是在望著自己波瀾起伏的內心。
那時,劇院已經(jīng)全部改為部隊編制,我和曹禺師剛好在一個班里,我由于年紀較輕、歷史簡單當上了班長,所以很快就發(fā)現(xiàn)他那憂心如焚的可憐樣子。為此,我心里也很不安,可是,一時也不知道該如何辦才好。而且,“軍工宣隊”還催促得很緊,要求必須盡快交出“認罪檢查”報告來。一天中午,曹禺師急得連飯也沒有吃,坐在房間里通鋪前的小馬扎上,再次兩只眼睛直勾勾地望著白色的墻壁,手里拿著紙和筆,唉聲嘆氣,一個字都寫不出來。我走了過去,沒有吭聲。他突然忍不住輕聲對我說:“我就是孫子!也不是孫子,就是一條蟲,隨他們怎么碾!”我看著這種情況,拍了拍他的手。不知道為什么,靈機一動,想出一個不是辦法的辦法來,趕忙悄悄對他說:“干脆,我?guī)椭鷮懓。”曹禺師大吃一驚,立即向周圍看了看,唯恐被什么人聽見。我又向他點點頭,表示只好如此。曹禺師膽戰(zhàn)心驚地問:“這樣能行嗎?”我說:“先交出報告過了關再說……反正就是咱們兩個人知道!
我怎么會有幾分把握代寫報告呢?因為我已經(jīng)逐漸揣摩出“軍宣隊”政委的想法,那就是必須把自己狠狠地臭罵一頓,再把“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的“綱”、“線”上得高高的、滿滿的,那就可以被叫做“認罪檢查”很深刻,對無產(chǎn)階級專政有感情,和無限忠于偉大領袖毛主席了。否則,你交待和分析得再徹底、再中肯、再有道理也都是無濟于事的。
對于代寫“認罪檢查”報告,曹禺師當然求之不得。但是,也生怕暴露出去惹來更大的麻煩。為此,我們講好一定要嚴格保守秘密,要“神不知、鬼不覺”地進行,等我寫好以后,他抄一遍再送上去。接下來,我就偷偷地開始動筆了。在代寫的過程中,我發(fā)現(xiàn)資料不齊全,很是影響進度。譬如說,“造反派”的人揭發(fā)曹禺師過去曾經(jīng)在報紙上寫過一篇文章,極力要求提高文藝作品的稿酬標準,必須深刻檢查,狠挖“三名三高”的反動名利思想。據(jù)說,這篇發(fā)表的文章在抄家時被拿走了,因此“認罪檢查”就沒有了充分的依據(jù)。我趕緊問曹禺師還能不能找到原文或者底稿,他含含糊糊地說不大好找了,只能作罷。沒想到的是,從此以后,曹禺師幾乎每次休假從家里回來,都能背誦出文章的一兩段。開始,我并沒有留意,后來他背誦得太具體了、太順暢了,幾乎一個字都不錯,這就讓人產(chǎn)生了懷疑。我問:“您是不是在家里還有一份文章的底稿啊?”他突然臉色發(fā)白,一下子愣住了,想了半天,才不好意思地喃喃道:“我是還有一份文章的底稿,就藏在方瑞(曹禺師夫人)的小皮箱子里,可真怕他們再來抄家,要是再給抄走了,我寫的是什么就真的說不清楚了。死無對證,死無對證!……可怕!真是可怕!什么都可怕!”我想,這是曹禺師膽子本來就小,后來又讓抄家、批斗給搞怕了。我面對他那痛苦之極的臉,真是不知道說什么才好,心里暗暗想著:“一個正直、善良又誠懇、純真的人,怎么可以硬是把靈魂給扭曲成這么一個樣子了呢?”下一次休假從家里回來,曹禺師就把文章的完整底稿悄悄交給了我,還一再囑咐我務必妥為保存,千萬不要丟失。我立即連連點頭,完全答應下來。
在這段時間里,曹禺師的心情似乎是逐漸有所好轉的,因為畢竟是“干部解放”已經(jīng)有望了。記得,劇院有一位曾經(jīng)在抗戰(zhàn)時期“江安”劇專做過他學生的,并且是很有成就的女演員,當時的處境十分困難——自己不到年齡就被強迫“退休”,丈夫在山西勞動改造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回來,身邊只有一個正在上小學的孩子。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這位演員對于生活完全失去了信心,準備找個地方一死了之。曹禺師得知這個情況以后,馬上給她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信上說:“雄心不取決于年歲,正如同青春不限于黑夜,也不忍隨著白發(fā)而消失。”女演員含著眼淚讀完這封信,從此打消了輕生的念頭,并且,拿起筆來,斷斷續(xù)續(xù)寫了散文、報道、回憶等等幾十篇文章,發(fā)表在報刊上。這些就成了她的精神寄托。曹禺師知道這一切以后,隨口說出:“我真是很快活啊!”
由我代筆的“認罪檢查”報告很快就出來了,里面基本上都是采用“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紅旗》雜志)中的社論語言。曹禺師看了以后,仿佛還有些顧慮,欲言又止。譬如,報告里必須承認自己是“執(zhí)行了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他總覺得承認了“反革命”三個字,就是承認了自己是美帝國主義分子、蘇聯(lián)修正主義分子和國民黨特務分子,那可是非常非常嚴重的政治問題。然而,在當時的情況下,不這樣檢查根本就過不了關。通過我的一再解釋,他總算是勉強接受了,同意拿回家里重抄一遍。
“認罪檢查”報告送上去以后,“軍宣隊”政委表示還可以,沒有再打回來。在我們等候上級批復的時候,竟然沒有了下文,或許是上邊什么人從中作梗又說了壞話,曹禺師的“干部解放”問題,便成了“可以解放但還定不下來”的特殊狀態(tài),硬是給拖了下去。
這樣,曹禺師本來已經(jīng)好轉的心情,又一落千丈,重新恢復到方瑞師母剛剛去世時的情形。那時,他整日里欲哭無淚,仿佛眼淚已經(jīng)流盡。他怎么也想不到妻子會這樣凄涼、悲傷、孤獨地死去。他知道,妻子為了自己和孩子受了多少苦難。他知道,方瑞師母把青春、愛情、心血和生命全部獻給了自己,如同《北京人》里的愫方——這個善良、正直、生動、可愛,使人難以忘懷的戲劇人物,曹禺師就是以方瑞師母為原型寫出來的——那樣,“把好的送給別人,把壞的留給自己”。在“文革”中,方瑞師母用衰弱的身體,不聲不響地支撐著自己的丈夫,把所有的痛苦都埋在心底,并且鼓勵他度過最難熬、最兇險的日子。
就在這個時候,“軍工宣隊”帶領我們全體“革命群眾”和“牛棚”里的“一小撮”“革命對象”,都下放到南口林場,一邊繼續(xù)搞運動,一邊參加勞動。
在我們給蘋果樹“擴坑”的勞動當中,曹禺師笨手笨腳地被一根杉篙碰破了頭皮,幸好不太重,只在醫(yī)務所縫了幾針。受傷以后,他躺在宿舍里休息。一天,“軍宣隊”政委來到班里,我們以為是來表揚一下,起碼是來慰問一下,誰想到他竟然當眾對曹禺師說道:“曹禺啊,你光碰腦袋外邊兒可不行,要狠狠地碰里邊兒,那才叫‘靈魂深處鬧革命’嘛!”面對著這樣一句既不講理,又不講情的話,曹禺師雖然表面上笑著,點頭稱是,實際上卻受到了很大的打擊。很快,他又變成一個長時間“面壁”的“無言者”了,似乎是望著自己活生生的痛苦沉思。正如他說的:“天沉著臉,像是又要下雪,其實方才還是亮晶晶的,怎能一轉眼就變成一副討人嫌厭的樣子。這個天就像我,一天能幾個神氣,說明心中有怨氣。……我是人,人卻不能不有各種變化。譬如我總像在等待什么,其實我什么也不等待!
傳達室看門人
后來,曹禺師由于受到長期折磨,心力交瘁,難以支撐,不得不住進了協(xié)和醫(yī)院。從醫(yī)院出來不久,他被送到首都劇場傳達室,也就是北京人藝傳達室去“看大門”。這是與“關牛棚”不同形式的另一種懲罰。每天管分發(fā)報紙、信件,辦理來客登記手續(xù),同時,還要負責打掃整個劇院的大院子。后來,由于日本話劇團要來演出,怕被外賓發(fā)現(xiàn)給“國外階級敵人”提供“反面宣傳材料”,才把曹禺師轉移到史家胡同56號北京人藝家屬宿舍的傳達室去“看大門”,除去在劇場的原有工作,還增加了給家屬傳呼電話和倒垃圾的任務。他頭上戴著一頂藍布舊帽子,脖子上系著一條白毛巾,上身是已經(jīng)不干凈的白背心,下身是一條肥大的短褲,臉上樂呵呵的,干得很投入,很賣力。他整天干這干那,跑前跑后,喊來喊去,累得滿頭、滿身大汗淋淋,說什么也不肯稍微喘上一口氣,休息休息。
一天,曹禺師在清晨走出家屬宿舍大門掃地的時候,無意中發(fā)現(xiàn)東邊一條小胡同口上,站著一位老年婦女。起初他什么都沒想。第二天他發(fā)現(xiàn)那位婦女又來了,還是一動不動站在那里,一直都是面向著自己這邊看個不停。第三天、第四天都是如此。到第五天的時候,曹禺師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在出門掃地的時候有意放慢了節(jié)奏,注意向著那個婦女的方向看去,發(fā)現(xiàn)她還在眼睜睜地注視著自己?上,由于天剛蒙蒙亮,路燈已滅,自己又是個大近視眼,根本沒看清楚對方的模樣。一天清晨,曹禺師邊掃地邊大膽向那位婦女靠近,越來越近,終于看清楚了:原來是十多年以前由于性格各異、感情不和而離婚的前妻鄭秀女士。實在是太意想不到了。
曹禺師與鄭秀早在1950年就離婚了,“文革”開始以后,鄭秀一直通過兩個女兒打聽他的消息,心想,也許能與他見上一面。鄭秀覺得此時此刻完全應該出現(xiàn)在前夫的面前,這樣也許會使對方心里多少感到一些安慰和支持?墒牵茇畮熜睦锵氲膮s是,千萬不要因為自己而拖累他人,也包括鄭秀在內。于是,這時一種感激之情、歉疚之情便油然而生。他多么想走上前去說上幾句話啊,可是兩條腿無論如何也邁不開步,深怕自己給對方帶來不必要的麻煩;而鄭秀何嘗不想走上去說幾句話、問一聲好呢,可她同樣沒有邁開腳步,深怕自己給對方增加什么“罪狀”。他們佯裝是面對著陌生人,默默地對視了許久,臉上沒有任何特別的表情。然后,曹禺師急匆匆轉身掃起地來,很快就走進了家屬宿舍大院。鄭秀走進東邊那條小胡同里,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從此以后,鄭秀再也沒有來看過曹禺師。寫到這里,我想起萬方述說老爸的一段話:“他骨子里實在是一個太真誠的人,心里的快活和悲哀像地下的泉水一樣,有一點點壓力就止不住一股股地冒出來。想來那沒有別的原因,那是一種自然現(xiàn)象。想到他的這份天性,不知道為什么我覺得難過極了!蔽彝耆澇扇f方的觀察和理解,甚至連她的“難過”我都表示認同。
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還厲害
后來,曹禺師口頭上少言寡語,行動上老老實實,可以說更加不敢越雷池一步。為此曾經(jīng)受到市革委會領導的當眾表揚,說“曹禺改造得還不錯”。具體理由是——他每天中午在食堂只吃半個窩頭和五分錢一碗的熬白菜,裝在一個大茶缸子里搗碎,不坐在座位上,而是站在門邊很快吃完。同時,他只吸一毛錢一包的劣質煙,一吸就“放炮”,還咳嗽不止。
然而,曹禺師靈魂深處厚重的痛苦,是明眼人完全能夠看到的。實際上,如他在詩中所說,他的境況是,“孤單,寂寞,跌落在深血彌漫的地獄”。
眾所周知,曹禺師早在23歲的時候,因寫出《雷雨》而一舉成名,25歲的時候,又因為寫了《日出》,而被贊譽為“攝魂者”?梢哉f,他是中國話劇史上的一代宗師。然而,他的卓越成就,在“文化大革命”當中完全被抹殺了。當時,曹禺師不但逢人——不管老人、中年人還是小孩子——都要深深地彎下腰去,鞠一個90度大躬,再大聲說一句:“我是反動文人曹禺!”而且,在內心里認為——相當真誠地認為,自己從來就不應該寫戲,不應該毒害觀眾,就連自己走到這個世界上來都是完全多余的。
曹禺師想到——
自己一生寫過那么多劇本,居然沒有歌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
自己寫《雷雨》是要干什么?還不是為了宣傳反動的、毒害人民的“宿命論”?
自己寫《日出》為什么不寫共產(chǎn)黨的誕生?只有共產(chǎn)黨的出現(xiàn)才是真正的日出;
自己寫《北京人》其實就是為那些腐朽的、沒落的遺老遺少大唱挽歌;
自己寫《原野》是在寫一個年輕農民,一種莫名其妙的、盲目的復仇主義的思想感情。
……
現(xiàn)在的人是無法想象的,曹禺師甚至常常獨自一人站在毛主席彩色畫像前,無限懺悔地流著眼淚說:“毛主席啊,我的罪孽深重。我要老老實實向您請罪!向人民群眾請罪!”甚至跪在地上,請求方瑞說:“你就幫助我死了吧!”
一直到“文革”結束后,曹禺師在接受記者趙浩生采訪時,才把心中的秘密和盤托出!拔业脑庥鲞算好的。被關了幾年,后來又勞動。勞動本來是很好的事,如果把勞動當成懲罰、侮辱,那就不太好了。不只要勞動,而且跟家里隔離,甚至影響到孩子,一直搞得你神志不清,最后甚至會自己也覺得自己不對。因為他們成天逼你念叨著:我是反動文人、反動學術權威!”
趙浩生問:“您的最大罪狀是什么呢?”
“反動呀!反動文人,反動權威,30年代文藝黑線,腐蝕了許多年輕人……真難說,我們寫的東西最初出現(xiàn)的時候,還有人說過我們進步。他們逼著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別人相信,甚至連你自己也相信,覺得自己是個大壞蛋,不能生存于這個世界,造成自卑感,覺得自己犯了大錯誤,不要寫戲了,情愿去掃街。這種自暴自棄的思想就產(chǎn)生了,這種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還厲害。”
一直到了1978年6月30日,北京市文化局才正式發(fā)出文件,為曹禺師平反落實政策,恢復了他在北京人藝的院長職務。
14年前的冬日,曹禺師辭世了。遺體告別的那一天,最后等待取走骨灰的時候,他的子女們坐在殯儀館院子里的空地上,望著藍天白云。日上中天,幾只喜鵲叫著飛來飛去,煙囪里飄出淡淡的灰煙,大家不約而同地感覺到,這就是曹禺師的身影。有人說:那灰煙會飄落到地上,等到春天的時候,草長出來,花開了,他也就在那些生命里邊了。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參與互動(0) | 【編輯:楊彥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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