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摘》文章：新長征路上的民謠

　　(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wù)經(jīng)書面授權(quán))

　　文/洪鵠

　　從“魔巖三杰”到“睡在我上鋪的兄弟”，中國當(dāng)代流行音樂曾經(jīng)有過憤怒控訴現(xiàn)實的激烈搖滾，隨后是清澈憂傷的校園民謠，現(xiàn)在，新一代民謠歌手和曲風(fēng)已然成熟起來。新民謠的旋律依然溫柔，但歌詞卻直擊社會矛盾，繼承了上世紀(jì)80年代搖滾的精神氣質(zhì)。

　　親愛的老師校長，我來上學(xué)啦。

　　您不能讓壞人碰我，我要活著回家。

　　親愛的叔叔阿姨，我在上學(xué)啊。

　　您有不滿去上訪，我要活著回家。

　　42歲的川子抱著吉他一字一句地唱了起來，這是他第二次唱這首歌。第一次是在迷笛音樂節(jié)。那是戶外，遠處的舞臺上搖滾、朋克輪番上演，異常嘈雜。人們很快就安靜成了一片。一曲唱完，臺下一片沉默。很久之后才有人用力地鼓起掌來。還有一些人哭了。

　　在中國，當(dāng)人們發(fā)現(xiàn)當(dāng)年最具批判性的搖滾日漸式微時，民謠卻前所未有地充滿了力度。這種“意外”本身其實也并不驚人，冷峻的社會現(xiàn)實和相對緩和的表達方式，這種反差本身構(gòu)成了很強的藝術(shù)張力。

　　《我要回家》歌詞最早是鄭淵潔寫在微博上的，他邀請網(wǎng)友譜曲，悼念江蘇泰興幼兒園慘案里死去的無辜孩子。川子有一個6歲的女兒叫牧言，平時和爺爺奶奶住。他跟父母說，看好牧言，一定要把她送到幼兒園里頭才能走�！翱墒沁@又有什么用呢？泰興的那些孩子，躲在教室里也沒能躲得過去��！”川子想到讓自己崩潰：“我差點想讓孩子別上學(xué)了�！边@樣的歌曲并不需要復(fù)雜的旋律，川子覺得，這首歌最重要的就是要凸顯歌詞，“只要讓人能聽清每一個字”。十三月唱片的老板盧中強把新民謠這種“溫和”的批判力表述為：“只描述不批斗，戲謔甚至嘲弄，疼痛但不絕望。”

　　檢索中國最近三年民謠作品，關(guān)鍵詞無一不指向社會現(xiàn)實。比如邵小毛的那首《哀悼日》里，詞作者沈顥所哀悼的正是地震中死去的孩子們；在張佺的《早知道》里，他討論的是西南大旱；在周云蓬的《中國孩子》里收錄了《買房子》，他唱“買了一套房子，花了三十多萬，買房子的錢，全靠銀行貸款，從今天以后，不能隨便請吃飯了，不能多喝酒，不能去旅游”。當(dāng)然，三十萬說的是2007年的價錢。

　　作為一個北京“爺們兒”，5月22日這一天，川子當(dāng)然不會放過這樣的一個公開“表達意見”的機會。換了一個調(diào)兒，他使勁地撥著琴弦開始唱《幸福里》。這首歌是他2008年在深圳時寫的。他住在一個叫木棉花的賓館里，旁邊一個樓盤叫幸福里，“喲呵，4萬塊錢一平米！”按照川子當(dāng)時唱酒吧一晚上幾百塊錢的出場費，他算了一下，要在幸福里買棟房，他得唱三個世紀(jì)。

　　幸福他在哪里，就在這幸福里

　　四萬多一平米，跟我沒關(guān)系

　　幸福他在哪里，就在這幸福里

　　哎呀房子太貴啦，我們買不起啊

　　人們跟著節(jié)奏拍手，跺腳，高聲尖叫，歡呼聲幾乎掀翻了屋頂。這是川子的保留曲目，走到祖國大江南北，只要一唱這首歌，唱出這段房價壓迫下的草民心聲，共鳴立刻會像潮水般涌來。

　　搖滾先鋒

　　而在二十多年前，這樣唱的，不是民謠，而是搖滾。

　　1986年的5月，崔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的舞臺上唱響了《一無所有》，發(fā)出了中國搖滾樂的第一聲。3年后，崔健發(fā)表他的第一張專輯《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其對歷史的反思和批判，將“地火”燒到了地面。

　　1994年春天，竇唯、何勇、張楚以集體姿態(tài)亮相，《黑夢》、《垃圾場》、《孤獨人的是可恥的》三張專輯同時推出，被稱為“魔巖三杰”。相對于崔健拷問政治的執(zhí)著，魔巖三杰更多的表現(xiàn)出自我能量、個體意識的釋放。張楚唱，“上蒼保佑吃飽了飯的人民，上蒼保佑有了精力的人民”。何勇則喊，“我們生活在一個垃圾場，人們像蟲子一樣在里面你爭我搶，吃的都是良心，拉的都是思想，有人減肥，有人餓死沒糧，有沒有希望，有沒有希望……”

　　這是中國搖滾樂的高潮，但也是一現(xiàn)的曇花。就在這一年之后，中國搖滾就進入了漫長的失語期�！半S著市場經(jīng)濟持續(xù)蓬勃所造就的富裕氣息的彌漫，深刻的苦悶感消失了，反抗的驕傲不再。海市蜃樓般的烏托邦暗淡下去，人們不再對搖滾樂寄予不切實際的敬意�！睒吩u人李皖說。

　　何勇很快出現(xiàn)精神不穩(wěn)定的狀況，竇唯逐漸遁入禪境。張楚在《孤獨的人是可恥的》之后還出過一張專輯，之后就是長達8年的自閉。

　　“浪漫懷舊的情緒比批判現(xiàn)實的精神更合乎時代的胃口�！睒吩u人金兆鈞說。中國人剛剛開始掙錢，如果不出意外的話——在很長一個時期里這都將是人民的最大追求。而與之相對應(yīng)的，是校園民謠的勃興。

　　1989年，19歲的沈慶寫下：“青春的花開花謝讓我疲憊卻從不后悔，四季的雨飛雪飛讓我心醉卻不堪憔悴�！�1992年，大學(xué)畢業(yè)的沈慶進錄音棚錄了這首歌。兩年之后，這首歌被收入了《校園民謠1》專輯，這張專輯還包括了老狼的《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鋪的兄弟》。

　　沈慶的青蔥歲月，正是從90年代開始。1993年，曾經(jīng)是80年代著名填詞人的黃小茂，剛剛滿30歲。他擔(dān)任大地唱片公司企劃部主任。大地是內(nèi)地第一家正式的唱片公司，它的出現(xiàn)改變了內(nèi)地之前以音像出版社為單位的操作模式。30歲的黃小茂想做點東西紀(jì)念青春，他向大學(xué)校園里的年輕人征歌，在一堆粗制濫造的小樣里聽到了《青春》。

　　黃小茂找到了沈慶，繼而認識了高曉松。高曉松此時已經(jīng)寫了一堆歌，包括《同桌的你》。他有一個要求，歌只能讓他的兄弟、當(dāng)時在一家合資公司當(dāng)機柜安裝員的老狼來唱。1994年，錄制好的10首歌被大地唱片制作成了專輯《校園民謠1》。黃小茂知道，這樣的歌唱不完，一定還會有2，有3。果然，唱片上市后便開始熱賣。內(nèi)地音樂在此之前從來沒有過這樣溫情的歌曲，所以很快便打動了正在經(jīng)歷青春乃至青春不再的人們。那個遙遠的1994年，是中國流行音樂史上著名的民謠年。1995年，老狼攜《同桌的你》登上春晚。緊接著是《校園民謠2》、《戀戀風(fēng)塵》的推出。校園民謠迎來了它的全盛時代。

　　1994年，國家正經(jīng)歷著計劃經(jīng)濟到市場經(jīng)濟的轉(zhuǎn)型，高曉松已經(jīng)開上了皇冠轎車，裝機柜的老狼曾一度失業(yè)。但是各種各樣的人似乎都可以從這些風(fēng)輕云淡的校園民謠里找到安慰，想起初戀的愛人，懷念睡在上鋪的兄弟。

　　川子聽沈慶的《青春》，覺得“挺好的”。但是，經(jīng)歷決定了他不可能有深刻的共鳴。“這些一路上的風(fēng)花雪月，說實話咱也看過，但生活不還是這么操蛋么？”無論是搖滾的憤怒激情，還是民謠的風(fēng)花雪月，對川子來說，他一律“斷檔了”。北京南城土著姜亞川，少年桀驁好斗，打架失手進了監(jiān)獄，一蹲8年。

　　1994年，盲人周云蓬從長春大學(xué)中文系畢業(yè)后開始了他一個人的漂泊。住在圓明園畫家村，每天背一把琴、一個音箱，還有一個油餅到海淀圖書城門口賣唱，唱老狼，也唱羅大佑。23歲的萬曉利剛剛從邯鄲磁縣酒精廠辭職，女兒已3歲，還沒有開始北漂。川子則步出了他8年不曾步出的高墻。作為監(jiān)獄文藝隊的骨干分子，8年里他每一天都在練琴，練出了一手好吉他。川子回到南城，盤了座酒吧當(dāng)起了老板。每晚親自上臺演奏，并開始自己寫一些曲，關(guān)于多年的兄弟，關(guān)于他最親愛的老狗。

　　他們各自有各自的生活，他們不僅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音樂，也選擇了有別于“睡在我上鋪的兄弟”那樣的校園情懷。他們有夢想，可是他們的夢想沒有睡在青蔥校園的溫床里。從一開始，他們就要努力與每天都不得不面對的殘酷社會，爭奪和守護自己的夢想。這注定了十年后，當(dāng)周云蓬、萬曉利、川子成為“新民謠”的領(lǐng)軍者時，民謠確實是另一副樣子。

　　新民謠時代

　　2008年，川子去一個唱劉文正老歌的活動玩，唱了首《下雨了》。盧中強坐在臺下聽，當(dāng)場就想簽下他。

　　“十三月”是一個獨立廠牌，當(dāng)時旗下有蘇陽、萬曉利、謝天笑等歌手，除了謝天笑唱搖滾，其他都是唱民謠的。萬曉利則已北漂10年，在酒吧里他最初也唱老狼，慢慢就有了自己的歌。他唱《流氓》，唱《狐貍》，唱《下崗了》，唱迷茫的見義勇為青年，渴望愛情的小人物，苦悶的下崗工人。這些歌，戲謔而動人，苦澀但并不憤怒，由于本身就來自底層，萬曉利們輕而易舉地便觸到了生活的痛處。逐漸地，以河、無名高地為代表的民謠酒吧取代了搖滾酒吧，成為京城最重要的音樂平臺，火爆程度一時無兩。

　　盧中強由衷地覺得，這些人太棒了。他希望能簽下他們，并把他們從黑暗的地下酒吧推向市場。盧中強本人早年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大提琴專業(yè)畢業(yè)，貝斯彈得了得，加入過華納唱片，也作過很多曲，包括老狼的《關(guān)于現(xiàn)在關(guān)于未來》。但他知道，萬曉利那些歌他寫不出來。

　　2007年，十三月唱片在北京地鐵1號線給萬曉利投放了一路的沿線廣告，“我認識萬曉利”，從復(fù)興門到大望路，這個曾只在夜晚的酒吧里出現(xiàn)的名字像偶像歌手一樣鋪滿了地鐵。這讓萬曉利覺得“特別難為情”。但盧中強覺得，無論在文化還是商業(yè)層面，這都是一項創(chuàng)舉�！按饲爸袊�獨立音樂領(lǐng)域普遍缺乏這種商業(yè)投入�！笔�三月給歌手提供最好的錄音室，請最好的制作人來做flash。

　　但唱片賣得依然艱難。萬曉利的《這一切沒有想象得那么糟》2007年出版，迄今為止賣了4000多張。由于沒有發(fā)行的渠道——獨立廠牌無法像大唱片公司一樣在連鎖書店、音像店鋪貨，唱片主要靠一家淘寶網(wǎng)店、幾個私營書店和每場酒吧演出來銷售。一般大小的酒吧也就能容納百來人，演出后一般能賣五六十張唱片，這樣一年巡演十個城市，也就是五六百張，和大唱片公司里的簽約歌手無法相比。

　　“最大的問題就是怎么讓更多的人認識他們。”盧中強說。年底他帶川子去徐州玩，一個朋友正好有酒吧，就說川子不如晚上在這兒唱一場吧。酒吧老板遂貼了個廣告，當(dāng)晚居然來了800多人，人一直站到了馬路上。川子在臺上唱歌，唱這些孩子、老狗、兄弟，唱汶川地震、房價，這一切悲欣交集的生活。他聽到了冬夜從寒冷的馬路上傳來的掌聲。

　　在樂評人李皖看來，以周云蓬、萬曉利、川子等人為代表的新民謠是這個時代最好的歌唱。民謠是流行音樂的起源，保留著強烈的人文精神，是對真切現(xiàn)實有回應(yīng)有吶喊的音樂�！氨M管大多來自底層，他們身上幾乎都有著一定的知識分子傾向。”李皖說，“民謠歌手一般意義上是人格健全的民歌歌手。”盧中強把民謠的崛起歸結(jié)為“社會從突變回到了漸變”， “在突變的社會里，人人都不安靜，沒有思考，只想破壞和宣泄。那時候搖滾是這種突變和發(fā)泄的產(chǎn)物。”“批判社會現(xiàn)實早年屬于搖滾的責(zé)任，現(xiàn)在被這一批民謠人很好地繼承下來了�！遍艠湎驴偩庉嬐跣∩秸f。

　　盧中強希望能把新民謠從地下做到地上來。榕樹下的CEO張恩超、總編輯王小山等人，本身就是新民謠的樂迷，很快便加入到這個事中來。活動最終定名為“榕樹下•民謠在路上”，盧中強覺得，榕樹下三個字有和民謠天然契合的氣質(zhì)。

　　首輪出征10個城市，從北京出發(fā)一路向南，抵達廣州深圳。民謠的演出之前大多在酒吧、地下，環(huán)境嘈雜音響低劣。盧中強和張恩超的最初想法，是讓民謠真的“走到路上去”�！吧虾Ｓ幸惠v大演出車，像大篷車一樣，上面有一套一流音響，那是真正開到哪兒就能把舞臺搭到哪兒�！彼麄兯懔艘幌拢�如果要租這輛車半年，成本加起來將超過300萬，只能作罷。

　　“榕樹下•民謠在路上”最終選擇了城市的劇場和音樂廳，比起酒吧，每場的成本起碼要高出十萬。跟著上漲的是票價，尾場的深圳音樂廳，最高票價680元，是一般酒吧門票的10倍。

　　(摘自《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