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傳】

　　鄧中翰，中星微電子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1968年出生于南京；畢業(yè)于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電子工程學博士、物理學碩士和經濟管理學碩士學位；畢業(yè)后加入IBM公司；1997年在硅谷創(chuàng)建半導體公司Pixim；1999年應邀回國創(chuàng)建中星微電子有限公司，承擔“星光中國芯工程”，致力于數字多媒體芯片的研發(fā)和產業(yè)化。

　　留學加州

　　拿到理工商三科學位

　　記者：看著您的簡歷，會在對您的“定位”問題上十分為難——到底您是技術型人才呢，還是商業(yè)型的、管理型的？造成困擾的原因正是因為您拿到了3個學位，成為伯克利建校130年來第一位橫跨理工商三科的學生。您當時怎么想到這樣度過留學時光？

　　鄧中翰：我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出國的。我開始讀的是物理專業(yè)，但1992年正值電腦從286奔向386時代，我每天都能感受到硅技術和信息技術最前沿的沖擊。當時的風云人物，“摩爾定律”的提出者摩爾、英特爾的董事長兼CEO安迪·格魯夫都畢業(yè)于伯克利電子工程學專業(yè)，受此感召，還在攻讀物理學碩士的我決定同時攻讀伯克利電子工程學專業(yè)博士學位。1995年，我到日本參加學術會議，卻因為回美簽證問題不得不滯留日本。在等待簽證的7天里，我在東京街頭閑逛。站在銀座街區(qū)的路邊，我想到，在中國人們的月工資僅有幾百元，為什么有些國家會這么發(fā)達？窮國、富國、股票、企業(yè)、創(chuàng)新……無數問題一時間充斥了我的大腦。我忽然意識到，自己應該去學經濟學，搞懂這些問題。于是，回到伯克利的第二學期，我便開始兼學經濟管理學。這種知識結構，讓我在考慮問題時能夠非常細密，為我后來的創(chuàng)業(yè)打下了堅實基礎。

　　我認識的成功“海歸”，都是懂得抓住機會的人。出國留學是一個獲得機會的臺階，一方面是學習國外的先進科學技術，另一方面是開拓自己的視野，“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走出去感受不同國家的文化與氛圍，培養(yǎng)國際視野正是我出國留學目的之一。

　　翩然歸來

　　打造中國的“芯片長城”

　　記者：海外留學，給您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什么？

　　鄧中翰：我們留學的年代，中國還不像今天這么強大，國際還充斥著許多不那么友善的聲音。我們在聽到關于中國的評論時，心都是緊繃著的，把國家的形象當成自己的尊嚴來維護。我們能做的也就是加倍學習，用更加優(yōu)異的成績來證明中國人的力量。在國外生活過學習過的人，會更加深刻地體會到，只有祖國強大了才有留學生在國外的尊嚴與驕傲。

　　記者：您在什么情況下選擇回國創(chuàng)業(yè)的？

　　鄧中翰：畢業(yè)后，我到了IBM工作，后來我回到硅谷創(chuàng)業(yè)，創(chuàng)辦了一家名為Pixim的研制高端平行數碼成像技術的半導體公司。1999年前后，我國芯片產業(yè)處在一個亟待取得突破的歷史階段，國家也在醞釀相關計劃。我的導師、伯克利分校校長田長霖把我引薦給了時任中國科協(xié)主席周光召院士，周老向我描述了中國芯片領域的發(fā)展情況，把我介紹給當時的信息產業(yè)部副部長曲維枝。在他們的大力支持和倡導下，我決定放棄自己在美國創(chuàng)立的公司，回國創(chuàng)業(yè)。

　　1999年10月1日，我應邀回國參加了新中國50周年國慶慶典。站在觀禮臺上我異常激動，同時也感到了肩上的責任：我應該為祖國的強大做些什么。當天下午，我和我的創(chuàng)業(yè)伙伴登上八達嶺長城誓師，要建立中國的“芯片長城”，當時我們留下了一張難忘的合影。

　　記者：對，那張合影后來被很多人提及，當其他人都在做出勝利手勢時，您卻手臂交叉，顯得心事重重，為什么呢？

　　鄧中翰：我在想，雖然我們都在美國做得很好，可還沒有為祖國做過任何有貢獻的事。一定要用我們學到的東西，把中國落后了幾十年的芯片產業(yè)推動起來，打造出我們自己的“芯片長城”。　　

　　10年創(chuàng)業(yè)

　　國家發(fā)展帶來最大機遇

　　記者：馬上就到新中國60周年國慶，也是您回國創(chuàng)業(yè)10周年，在這個過程中，您有哪些難忘經歷？

　　鄧中翰：遇到困難和解決困難的過程讓我最難忘。1999年10月14日，我們在海淀區(qū)北土城西路一間倉庫里開始了我們的創(chuàng)業(yè)，但在此之前，我們甚至連注冊公司需要先有辦公地點、招聘員工需要北京戶口等情況都不了解。

　　在中星微走向全球市場時，我們也遇到了很多困難，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攻克數字圖像領域的鼻祖——索尼公司時碰的“釘子”。2001年，我們到日本索尼拜訪客戶。一見面，我們剛介紹完自己是來自北京的一家研發(fā)圖像處理方面芯片的公司，索尼一位主管就說：“我們索尼有幾千種這樣的產品，幾百個這樣的專利，是這項技術的鼻祖。如果你想學的話，可以看看我們的展覽和產品，但是我們沒有時間聽你推銷產品，還有其他會議�！备冻稣麄�團隊的飛機票、酒店等一系列的代價后跑到日本，本來約好了一個小時的見面，最終只談了5分鐘。出門時，我對同伴說：“I will be back！(我會回來的)”回國后，我們將這段經歷與全公司的人一起分享，并鼓舞士氣：“我們一定要打進索尼！”4年之后的2005年夏天，索尼新一代筆記本電腦上的攝像頭已經跳動著我們“星光5號”。

　　記者：您覺得能成為您那一代的留學生幸運嗎？

　　鄧中翰：我們的成長成才離不開改革開放給予的機會。沒有改革開放很難想象我們可以到美國留學，很難想象可以到硅谷去創(chuàng)業(yè)，很難想象自己的芯片公司可以到納斯達克上市，很難想象我們設計的芯片能打入全球所有知名電腦公司。

　　這是國家的發(fā)展給我們個人發(fā)展帶來的重大機遇，讓我們擁有了實現人生抱負的可能性與可行性，這是一種過去渴望實現而沒有實現的幸福。在我看來，能將個人價值實現與國家發(fā)展相結合，是人生幸福的事。(肖潘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