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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在中國最受矚目的電影人，張藝謀出品的每一部電影都必然成為焦點話題，它也是中國電影在文化價值層面的試金石。但“三槍”卻使人不由相信，他已加入到“膨化速食電影”的制造廠商中去了

　　文/朱靖江

　　電影導演張藝謀因為歲末的一部《三槍拍案驚奇》，遭遇了又一場口水風波。鋪天蓋地的惡評從網(wǎng)絡蔓延到電視與平面媒體，其聲勢幾乎堪比4年前對陳凱歌的《無極》大批判。平心而論，一位導演擁有電影創(chuàng)作的自由裁量權，他選擇題材、取舍劇本、組建班底、確定影片的風格樣式，都關乎本人的獨立判斷，無須受評論界或媒體的左右。然而，作為在中國最受矚目的電影人，張藝謀出品的每一部電影都必然成為焦點話題，他的作品不單是電影市場的重磅炸彈，也是中國電影在文化價值層面的試金石。

　　正因為《三槍拍案驚奇》的“俗趣”對不少觀眾和影評人而言都是一種“震撼教育”，有關這部電影乃至張藝謀本人的爭論才會空前熱烈，論戰(zhàn)的范圍也遠遠超出了影片本身的成敗是非。

　　時隔3年中國電影今非昔比

　　因為成功執(zhí)導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張藝謀在國內(nèi)乃至海外都享有如日中天的聲譽。即便是對中國電影所知不多的人，也會對他在鳥巢里營造的盛大氣象贊嘆不已，并且滿懷憧憬地期待他時隔三年重返影壇時“王者歸來”的輝煌盛景。

　　然而張藝謀為奧運會鞠躬盡瘁的三年，也是中國電影爆炸式發(fā)展的三年。2006年全國電影票房收入僅為26億元人民幣，其中張藝謀拍攝的《滿城盡帶黃金甲》便占有3億的份額；而2009年的電影放映雖未收宮，卻已有60億元票款入賬，上映兩周有余、拿到兩億票房的《三槍拍案驚奇》雖然仍稱得上是攫金大戶，卻陷入群雄爭霸的苦戰(zhàn)。無論是奇幻風格的《風云2》，還是奪寶套路的《刺陵》，尤其是聲勢浩大的《十月圍城》，都撕扯著張藝謀團隊的財富大餅，令他再沒有往昔鶴立雞群的雍容氣派。

　　三年的時間，中國電影市場從一盆半冷不熱的溫吞水成為巖漿噴涌的火山口，時勢造英雄，也要求昔日的英雄圖謀破局的新策。

　　《三槍拍案驚奇》是張藝謀團隊審時度勢的一種結果。從電影劇本而言，美國科恩兄弟的《血迷宮》雖然是國內(nèi)電影觀眾鮮有所聞的小眾電影，但“中國導演改編好萊塢名作”的噱頭，至少顯示出張藝謀作為國際級大導演的身價，這也是本片在電影評論界搶先占領的制高點。當然，面對與《血迷宮》素昧平生的萬千中國觀眾，張藝謀端出的還是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東北亂燉：趙本山的“劉老根大舞臺”班底——特別是在09年春晚異軍突起的小沈陽做主菜，配上《武林外傳》的佟掌柜和當紅的電視劇大佬孫紅雷，希望用通俗艷麗的面料裁剪出一身流行式樣的定制時裝。

　　當張藝謀團隊和趙本山團隊會師銀幕的時候，誕生了《三槍拍案驚奇》這部在張藝謀的導演創(chuàng)作史上最“俗”的作品，也因此引發(fā)了雅俗之間巨大的爭議。

　　對這部影片持批判立場的人認為它是一部加長版二人轉，所謂“因俗而惡”，喪失了電影藝術的文化品位。褒揚者則強調(diào)電影的大眾娛樂性和商業(yè)性，既然有那么多觀眾捧場買票，而且在影院里被哈哈逗笑，那么一部商業(yè)影片的使命便告完成，沒有必要糾結于虛無縹緲的文藝氣質。更何況，趙本山以通俗的小品稱雄大江南北，連門檻高過天的央視春晚都成了趙家的自留地，憑什么不能將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小品和二人轉融入電影這門綜合藝術當中呢？

　　這的確是只有張藝謀級別的電影導演才可能遇到的非難。

　　在2009年風起云涌的中國電影界，以惡搞、濫俗為標志的影片不在少數(shù)，《熊貓大俠》《火星來客》之類的“山寨電影”頗有泛濫之勢；曾經(jīng)與張藝謀并肩站在“第五代”前列的田壯壯和何平導演，也因為《狼災記》和《麥田》兩部不成功的電影，基本上被一擊出局。張藝謀作為電影巨擘的品牌價值，就在于近年來影片飽受非議的同時，依然能保證票房的成功——雖然在《三槍拍案驚奇》的售賣過程中，他也不得不設宴款待上海的影院經(jīng)理，冀望以個人影響力保障影片的檔期。

　　電影旗手的自我退卻

　　盡管《三槍拍案驚奇》仍在延續(xù)張藝謀票房不敗的紀錄，但影片本身的媚俗卻是不爭的事實。無論是拿小沈陽毀譽參半的“娘娘腔”表演作為賣點，還是兩個面館伙計口齒麻利卻突兀出戲的“討工錢”智力搶答，抑或是電影臺詞中各種“本山體”俏皮話，都是令電影消費的主體——生活在大、中城市的青年白領，難以完全認同的娛樂元素。從導演創(chuàng)作角度而言，這部影片除了在影像上保持了張藝謀對濃艷色系的傳統(tǒng)偏好之外，其他方面幾乎看不出導演自身的藝術特質，倒更像是“劉老根大舞臺”的一次銀幕集體習作，“二人轉”演員們在語言和形體動作上的夸張表演，甚至消解了故事本身的戲劇張力，讓影片淪為以插科打諢、連滾帶爬為笑點和賣點的大棚滑稽戲。

　　以“俗”入戲從來不是藝術創(chuàng)作的障礙，特別是電影這門大眾藝術，陽春白雪反倒乏人問津。但“俗”的只應是作品的表象和技法，譬如老舍先生的《駱駝祥子》，通篇老北京“下九流”的生活場景，塵俗市井，內(nèi)里卻躍動著一顆人道主義者高尚的心靈。寧浩拍攝的《瘋狂的石頭》同樣有搞笑的俗套，但荒誕之余不乏對小人物的悲憫。而張藝謀在《三槍拍案驚奇》中，卻沒能為它俗麗的軀殼安放一具有生氣的靈魂。在小品式的俏皮和二人轉的調(diào)笑之外，他懶得再賦予這部作品以情感、智慧、義理甚至電影人的藝術靈光，就讓它作為應景的年終產(chǎn)品，打上“張藝謀制造”的圖章，投入到紅紅火火的賀歲檔當中去。

　　張藝謀和他的親密戰(zhàn)友張偉平都相信品牌的力量，后者甚至斷言張藝謀的名字便價值4億票房。不過，品牌的營造需要常年的積累，毀損它卻往往不需太大的力量——《無極》之后的陳凱歌就曾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

　　與“二人轉”演員的聲譽主要來自民間口碑不同，電影始終行駛在藝術與娛樂的雙行線上，一名優(yōu)秀的電影導演不但要面對電影院內(nèi)的普通觀眾與票房排行榜，還要接受來自報刊輿論、文化界和學術界的評論與檢驗，甚至要預期自己在電影史上的蓋棺定論——這既是電影作者的殊榮，也是他們必須肩負的藝術之軛�；蛟S正是因為這種自覺，世界各國但凡有些聲望的電影導演都輕易不做極端的嘗試，越是在江湖上成名成家的高手便越發(fā)愛惜羽毛，哪怕被人嘲笑因循守舊，也不肯投拍自毀聲名的低劣之作，更不會將自己的身價降低到B級片導演的層次，拍攝那些山寨風情的惡搞電影。

　　很不幸，在當代中國，影評人或電影史家并無制約導演創(chuàng)作自律的壓力，唯一能令電影人動容的，似乎只剩下“票房”二字。

　　當代中國電影界的隱憂也正在于此，他們迎來了一個觀眾爆棚、票房井噴的好年景，卻無心以十足的誠意制作品質精良的電影產(chǎn)品，而是草率地拼湊些廉價的笑料，點綴幾個當紅的噱頭，將它們躉售給乘興而來的消費者，毫不在意他們會在電影結束之后敗興而歸，甚至堅信來年會有同一批傻瓜再來捧場。

　　很遺憾，身為中國電影旗手、籠罩于大師光環(huán)之下的張藝謀，非但沒能倡導一種更為健康誠摯的創(chuàng)作思想，反而毫不猶豫地加入到“膨化速食電影”的制造廠商中去，鄙視那些曾經(jīng)存活于他心中的理想與情懷。這是他個人的局限，也是我們這個電影鍍金時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