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自戀

　　相對于身體的自戀，近年來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精神的自戀表現(xiàn)得更為復雜一些，綜合其要，是指敘事者將其對某種思想觀念、精神傾向或信仰的堅守作為一以貫之的敘事目的，所有的敘事技巧、敘事方法乃至敘事立場都圍繞著這一核心“旋轉(zhuǎn)”，呈現(xiàn)出概念優(yōu)先于審美的傾向，如張煒的都市批判創(chuàng)作、張承志和北村的宗教敘事、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等，都滲溢出日益鮮明的精神“自戀情結(jié)”。

　　以張煒創(chuàng)作為例，出于對鋼筋水泥、高樓大廈給現(xiàn)代個體造成的生存陰影的拒斥，其敘事的主體性立場日益明晰，同時又日益簡化為傳統(tǒng)的道德實用主義。從《九月寓言》、《家族》、《柏慧》到《外省書》、《能不憶蜀葵》，他以“融入野地”的決然姿態(tài)，對超溢出傳統(tǒng)文化道德規(guī)范之外的一切表達著“憤怒”，導致了對歷史精神與人文立場的雙重質(zhì)疑。

　　從先鋒文學轉(zhuǎn)向“神性寫作”的北村也有類似的傾向，具體說來就是將文學敘事當成了宗教信仰的形象性解說詞，尤其是《憤怒》更有代表性。主人公李百義“經(jīng)歷罪惡、參與罪惡、摒棄罪惡”，最終以愛拯救靈魂的人生軌跡，幾乎就是基督教義的具象闡釋。信仰理念也許讓人肅然起敬，可是敘事的斷裂與突兀使這一形象較難獲得血肉的豐滿與統(tǒng)一。

　　當下小說還有一種流行趨向，就是似乎只要避開政治、階級等視角，就有重新敘事的意義和創(chuàng)新價值。這種“非政治”和“非階級”的創(chuàng)作傾向其實也是一種精神自戀。比如蘇童的《碧奴》，過多的關(guān)于眼淚的敘事稀釋了孟姜女傳說的悲劇意義與人文情懷，成為一場勉為其難的敘事技巧的長旅。

　　與小說創(chuàng)作相比，散文由于體裁上的便宜也很容易滑入自戀的漩渦。這一點在余秋雨身上表現(xiàn)得特別突出�！拔幕�人格”問題在被強調(diào)了多年之后，在其作品中仍不過是一個自明的價值判斷標準，至于它的內(nèi)涵及其與現(xiàn)代文化語境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等一系列相關(guān)問題則少有審美化的追思，長而久之則陷入了一套固定的話語方式。余秋雨與上述作家一樣，試圖以文學解決文化問題，都因占據(jù)了某種思想高地而呈現(xiàn)出舍我其誰的自大型自戀傾向，仿佛只要憑借著精神堅守，自然就能獲得文學敘事上的成功，結(jié)果卻恰恰造成了對文學張力與彈性的稀釋。

　　自我的迷戀

　　通俗一點說，自我的迷戀就是愛上自己不能自拔。如果說身體自戀與精神自戀是從文本的敘事立場、敘事聲音、人物形象、主題思潮等層面滲透出創(chuàng)作者的自戀情結(jié)，那么自我迷戀則進一步表現(xiàn)為作家對自我的整體性的過度迷戀。自我的迷戀介于前二者之間，近似于弗洛伊德之“自我”介于“本我”與“超我”之間，但它卻是自戀更為復雜的一種表現(xiàn)形態(tài)。這一點在“80后”寫作中表現(xiàn)得非常明顯，帶有強烈自我原型情結(jié)的主人公幾乎都是出身高貴、才華橫溢、相貌出眾、舉止高雅、備受艷羨的王子公主型人物，“從巷子里穿過的時候可以感覺到周圍人的目光。那是一種隆重的檢閱。我覺得自己是個引人入勝的孩子，于是神采飛揚”；“等到我長大之后才明白，我真正迷戀的是從我家到那個人身邊的這一段路。它像極了我的一場表演，一場我精心打扮的演出�！�(張悅?cè)弧哆@些，那些》)

　　在這方面，女性寫作則呈現(xiàn)出復雜的態(tài)勢。在自戀的女性主義那里很難分清其身體自戀與精神自戀，往往是種種因素混沌不清的混合。伊蕾、翟永明、唐亞平等女性主義詩歌毫不掩飾對自我身體樣貌的仰慕與崇拜：“顧影自憐---/四肢很長，身材窈窕/臀部緊湊，肩膀斜削/碗狀的乳房輕輕顫動/每一塊肌肉都充滿激情”；“我欣賞我吸煙的姿勢/具有一種世界級的美感”。在陳染、林白筆下，“她們”不但“外貌美麗絕倫”，擁有“細嫩得可以擠出奶液”的白皙皮膚；氣質(zhì)更是“超凡脫俗”：“獨自倚欄，一襲長裙，一雙素手，一杯上好的碧螺春，一本中式線裝書，一雙秋水滿盈的眸子，目光里似怨似嗔；若虛若實”(林白《回廊之椅》)。更多女性敘事者直接將自身當作日常生活最具審美性的表現(xiàn)對象。林白在《說吧，房間》中宣言：“自愛真是一個無比美好的詞”，“我既愛我的身體，也愛我的大腦，既愛我的大腦，更愛我的心靈，我愛我的意志與激情，我愛我對自己的愛�！痹谝孕l(wèi)慧為代表的一批年輕作家的作品中，這種自戀被推向高潮：“我從來都比較容易可憐自己，自戀正是我身上最美的氣質(zhì)”(衛(wèi)慧《上海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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