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鐵幕被掀動了

　　1978年，安徽全省遇上百年未遇的特大干旱。周曰禮說：“因為旱哪，天上飛的麻雀沒水呀，飛著飛著就掉了，山上的野兔子從山頂下來找水喝，走到山半腰就死掉了，說明旱情嚴重到什么程度。”

　　這一年，安徽大部分地區(qū)10個月沒有下過透雨，許多河水斷流，水庫干涸，連巢湖也干了。全省6000多萬畝農田受災，4000多萬人口缺乏生活用水。到了秋季，麥子種不下去，大片大片的耕地拋荒。農民眼看生產生活無指望，非�？只�。省委書記王光宇建議萬里：與其拋荒，不如借給農民個人耕種，發(fā)揮潛力，渡過災荒。萬里考慮良久，說：“試一試！”

　　隨即召開的省委常委會決定：采取“非常措施”——“借地渡荒”：凡集體無法耕種的土地，可以借給社員種麥、種油菜，每人借三分地，誰種誰收誰有，國家不征糧，不分統(tǒng)購任務。

　　這幾乎是一個石破天驚的決定，它直接誘發(fā)了安徽農民包產到戶的行動。

　　肥西縣山南地區(qū)的旱情最為嚴重。9月的一天，縣委書記常振英焦急地來到山南，找到區(qū)委書記湯茂林問怎么辦。湯說，沒別的辦法，要想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就要按照原任省委書記曾希圣1961年的做法，包產到戶。

　　常振英咬著牙答應了。他對湯茂林說：“你不是正在黃花大隊蹲點嗎？就在這里搞試點，試試看吧�！�

　　湯茂林立刻趕回黃花大隊，連夜召開黨支部會議。這就是后來被稱為“黃花會議”的秘密會議。在這個會上，黨員們再次學習了“省委六條”，“六條”上說：“允許生產隊根據(jù)農活建立不同的生產責任制……”這讓被逼急了的這批農村黨員看到了縫隙中的一絲亮光。會議結束時，形成了“四定一獎一罰”的規(guī)定，即：把地借給社員，定土地、定產量(麥子200斤／畝、油菜100斤／畝)、定工本費、定上繳；超產100斤，獎勵60斤；減產100斤，罰100斤。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老湯玩了一次文字游戲，定土地、定產量，不是包產到戶是什么？但湯茂林死也不承認。

　　這個決議在第二天的全體干部大會上通過，又在9月17日的全體社員大會上受到熱烈擁護，大家把手都拍紅了，說：“這樣下去，我們就有飯吃了！”第二天，全大隊997人、997畝麥地、491畝油菜地全部包產到戶，當天就種了40多畝。

　　消息很快傳開，就在黃花會議之后的第五天，一封群眾來信被送到了縣委、地委和省委第一書記萬里的案頭。信上說：“肥西山南區(qū)委書記湯茂林領導10萬人向何處去？他在山南大搞曾希圣式的包產到戶，是劉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陰魂……”

　　縣委書記趕緊召見湯茂林，囑咐他：“不能聯(lián)產，一聯(lián)產性質就變了。”

　　此時在省委，萬里也看到了那封群眾來信，他將信批轉給省委書記顧卓新，上書“肥西山南區(qū)人民來信請你閱”。顧卓新將信批轉給分管農業(yè)的書記王光宇，上書“肥西山南區(qū)人民來信請閱后派人查處”。王光宇又批給農委周曰禮。周閱后批給省委政研室沈章玉……

　　在這一公文旅行中，兩個多月過去了。這中間，下了一場小雨，麥子油菜長勢喜人。12月的一天，省委政研室沈章玉終于來山南調查來了。他揣著那封人民來信，不喝水、不吃請，面無表情四處轉了轉，湯茂林心里直打鼓。過了一個小時，沈又回到區(qū)委向湯要飯要酒。在飯桌上，他神秘地對湯茂林說：“湯書記，你是干對了，中央正在北京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也許今后的路子就照你這么干�！�

　　湯茂林這才長出一口氣。他看到了那封群眾來信，看到了上面的系列批示。但他所不知道的是，這期間，10月11日，萬里在省委常委會上說：“要準確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要解放思想，大膽工作。省委沒有決定的，只要符合客觀情況的就去辦，將來省委追認，不要都等我這個第一把手來決定。根據(jù)作物情況，可以包產到人、到組，聯(lián)產計酬，也可以獎勵到人、到組。所有制不變，出不了資本主義，沒有什么可怕的�！�

　　所以才會有了后來這種睜眼閉眼的拖延。

　　“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如此對待農民自發(fā)改革的態(tài)度，后來被寫入了中國農村改革的歷史。

　　五、兩個“不許”干

　　萬里開完省委常委會后不久就趕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這被認為是改變中國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在這個會上，農業(yè)問題是重要的討論內容之一。會議印發(fā)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yè)發(fā)展速度的決定的討論稿》等3個農業(yè)文件。文件再次提出了學大寨的目標，要求各地將農民的積極性“引導到農業(yè)學大寨的群眾運動中去”。

　　但是，代表們大多都對文件提出了異議。與會者對文件回避當前農業(yè)的嚴峻現(xiàn)實表示強烈不滿。

　　王震沉痛地說：“看了看貴州，那里的農村生活水平，有的還不如我們長征經(jīng)過的時候。全國解放已經(jīng)30年了，不改變這種落后的狀況，我們怎么對得起老百姓！”

　　究其原因，有代表表示，農業(yè)上不去，根本原因就是左傾路線所致，對農民卡得太死，怕農民富起來，動不動就割資本主義尾巴；對農村階級斗爭形勢估計得不夠正確，在生產關系上搞“窮過渡”；在具體工作中沒有真正把農業(yè)放在國民經(jīng)濟的基礎位置上。有代表分析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體制弊端。還有代表提出了農業(yè)學大寨要總結經(jīng)驗，從實際出發(fā)，不能生搬硬套。

　　在那個會上，代表們強烈要求修改會議提交的3個關于農業(yè)的文件，各組認真遞交了書面修改意見。要求對長期以來中國農村的左傾路線進行清算，成了大多數(shù)代表的共識。但究竟往后怎么做，分歧依然極大。

　　萬里、周惠(時任內蒙古自治區(qū)黨委第一書記)等幾個省委第一書記聯(lián)名向中央提出，文件中不應該再寫上“不許包產到戶”，至少應該允許部分貧困地方實行包產到戶。但這個意見沒有得到大多數(shù)中央領導的支持。吉林省委書記張根生回憶說，當時，多數(shù)省委書記和中央領導人如華國鋒、王任重、楊易辰等，仍是同意“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不同意包產到戶。

　　最終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提交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yè)發(fā)展速度的決定草案》明確規(guī)定：不準分田單干！不許包產到戶！但是同意實行“包產到組、超產獎勵，專業(yè)承包，超額獎勵”。

　　這已經(jīng)讓某些省的書記們暗暗稱快了。當時的四川省委主要負責人一回去就說：“從總體上講，前進道路上最大的障礙已經(jīng)掃除�！�

　　會議在12月23日結束。很快，萬里返回了安徽。在省委會上，萬里傳達三中全會精神。針對中央文件上的“不許”和“不準”，吳象回憶說，“這時候萬里很強硬，他說三中全會的文件要看精神實質，不是照抄它的字句”。

　　六、開始了包產到戶

　　不久就是1979年的春節(jié)了。剛到年初六，萬里就派周曰禮為首的工作組來到了山南公社，向農民宣講三中全會精神，文件讀完后誰也不發(fā)言。周誘導性地讓大家回憶這30年啥時候日子最好過，這下，七嘴八舌地都說是曾希圣搞責任田的時候最好過，土地分到戶，老百姓生產自由。

　　周曰禮：“你們有什么好辦法就提出來，我們向中央反映�！�

　　社員：“包產到戶叫不叫提，中央文件上講不許干�！�

　　周曰禮：“你們覺得包產到戶好也可以提�！�

　　社員：“早也盼，晚也盼，盼來了兩個‘不準干’，中央不相信我們嘛�！�

　　當天，周曰禮回到合肥，當晚就向萬里匯報山南的百姓呼聲。萬里覺得有必要立刻召開常委會，要在常委會上討論這個重要問題。

　　第二天的常委會開了半天，有的說，一旦表態(tài)同意農民干，這不明擺著是違反中央文件，我們不能做；也有人提出，向中央寫報告請示，中央同意了，我們再表態(tài)。王光宇則用心良苦地提起了1961年曾希圣的責任田，說“責任田是救命田”。

　　吃了午飯常委會接著開，萬里別有深意地說：“包產到戶的問題，過去批了幾十年，許多干部被批怕了……但過去批判過的東西，不一定是錯誤的；過去提倡的東西，不一定就是正確的，要靠實踐來檢驗�！�

　　最后，萬里終于下了決心：“我們就把山南公社作為省委試點，進行包產到戶試驗，搞一年，年底總結，這個辦法好，我們就搞，不好，我們就收回來。如果滑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也不用怕，我們把他們拉回來。即使收不到糧食，那就調一點糧食給他們就是了。”

　　隨即，肥西縣召開干部會，縣委宣布，只準山南區(qū)山南公社搞包產到戶，其余公社一律不準搞；而且，對于山南，要特別強調三不準：“不準登報、不準宣傳、不準廣播�！�

　　可是沒幾天，山南的6個公社、78個大隊、1037個生產隊都實行了包產到戶。周曰禮緊張了，趕緊向萬里匯報，萬里說：“讓他們搞，收不到糧食，省委調糧食給他們。”

　　山南的做法在安徽不脛而走，引來了無數(shù)質疑和問罪。4月的一天，省軍區(qū)的一位副司令員匆匆來到山南公社。老軍人找到黨委書記王立恒，動情地說：“毛主席他老人家推翻了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中國，打土豪分田地，組織群眾走合作化道路，才過上今天的社會主義生活，但是你們現(xiàn)在搞包產到戶，實際是單干，走資本主義道路，必須立刻停下來！”說完他馬上給縣委書記打電話，明令：“包產到戶不能干，要收！”

　　但是，在整個安徽省，因為貧窮所引發(fā)的制度危機早已遍布全省，包產到戶的火星子掉到哪兒，哪兒就可能變成火苗，火苗就可能燃成大火。就在同一時刻，在皖東的滁縣地區(qū)，一場波及面更大、更加有組織的農民大包干運動已悄悄醞釀成熟。

　　七、大包干

　　1977年夏天，當萬里剛剛來到安徽就職的時候，看到的第一份關于農村的調查報告就發(fā)自安徽滁縣地區(qū)。地委書記王郁昭在很早的時候就在琢磨著當?shù)剞r村的變革。1978年秋天，滁縣也早已是河道斷流、土地龜裂，就連人畜飲水都十分困難。

　　9月，地委召開干部會。在王郁昭的反復追問下，這些基層干部終于“供出”了責任制的三個典型，一是來安縣煙陳公社楊渡大隊魏郢生產隊，偷著搞了包產到組，在大旱之年糧食由原來的8萬多斤增長到12萬多斤；一是天長縣新街公社，當棉苗即將枯死的時候，公社把地“借”給農民，超產獎勵，減產賠償，結果當年棉花增產89.6%；另一典型是來安縣廣大公社，搞了干部崗位責任制，年終時按各項生產指標獎罰，結果公社糧食棉花全面增產。

　　會后，王郁昭向萬里全面匯報了這些情況。萬里聽后大喜，急派記者張廣友下鄉(xiāng)調查，又令王郁昭迅速準備詳細調查報告報省委。數(shù)日后，王郁昭接省委通知：萬里書記說可以在全滁縣地區(qū)進行這三種模式的試點。

　　滁縣地委不敢怠慢，迅速出臺96號文件，要求各縣先在一個大隊或公社開始試點�？蛇@個口子一開，大量不是試點的社隊也自發(fā)地搞起了包產試驗。

　　鳳陽城南公社岳北生產隊開始搞包產到組，縣里派來的會計怎么也算不清賬，農民卻看明白了，倒著算不就可以了嗎：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都歸社員自己。此話一出，人人贊成�？h委書記陳庭元一語道破，這不就是“大包干”嘛！

　　“大包干”在鳳陽迅速推廣，但還僅停留在“包干到組”。

　　聞名天下的鳳陽縣小崗村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了他們冒天下之大不韙的革命。

　　小崗村，非常小，上世紀60年代初的那場饑荒，讓這個小村餓死了60人，死絕6戶，全村只剩下10戶，39人。從1966年到1978年，人均口糧只有200多斤，人均年收入不足20元，每到冬春季節(jié)，全村家家戶戶扶老攜幼，外出乞討，無一例外。1100畝土地，竟有1000畝撂荒，集體經(jīng)濟只剩下3間破土房、1頭牛、半張耙、1張半犁，根本無法開展生產。就這樣，還成天被學大寨工作組折騰來折騰去，或斗私批修或割資本主義尾巴，每一家都有人被揪到臺前批斗，每一家都有人當過隊長。每年秋收剛結束，沒等秋種開始，全村老小就籌劃著該出門乞討了。

　　1976年，縣、區(qū)、社三級黨委下決心改變這個隊的面貌，派工作隊18人進駐。工作隊隊長在社員會上說：“你們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了。今天，我們左手拿著社會主義鞭子，右手拿著無產階級專政的刀子，牽著你們的鼻子，非要把你們趕到社會主義金光大道上來。”一個工作隊員監(jiān)督一戶，干了一年，收糧35000斤，人均口糧230斤，人均收入32元。工作隊一撤，呼啦啦，人又都出去要飯了。

　　終于到了1978年，“省委六條”的東風也刮進了這個小村莊，這里也搞起了包產到組，從兩個組分成4個組，后來又分成8個組，幾乎已經(jīng)是兄弟組、父子組，但依然矛盾不斷，吵吵鬧鬧。

　　11月24日的這個冬夜，18戶戶主都集中到了嚴立華家中，他們終于作出了一個革命性的決定——“分田單干，包干到戶”。18人在一份合同書上按下了紅手印，大家約定：土地分到戶，瞞上不瞞下；秋后摔鍋賣鐵，也要將國家集體的任務交上；萬一有人坐牢，其他的人保證把他們的孩子養(yǎng)到18歲。

　　小崗村的1000多畝田就這樣分到了每一戶農民家里。直到第二年春天，縣委書記陳庭元才聽說這個小村子的“出格”舉動，他驚出一身冷汗，第一個反應就是——快讓他們停下來。

　　“包產到戶”與“包干到戶”，一字之差，而性質完全不同。包干到戶，農村土地真正實現(xiàn)了兩權分離，土地所有權歸集體，農民通過承包獲得對土地的經(jīng)營權，農民成了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jīng)營者。簡而言之，包產到戶是農民對所種植的作物產量的承包，而包干到戶則是對土地經(jīng)營權的承包。這就是“小崗模式”的核心所在，如此模式，農民用和平的方式奪了集體的生產經(jīng)營權，未來必將動搖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體制。

　　陳庭元深知個中含義，深知若要殺頭，第一個引頸待戮的就應該是他。

　　很多年后，當年帶頭搞大包干的小崗村生產隊長嚴俊昌回憶說——

　　紙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天的時候，公社黨委就找到我，就問我是不是搞分田到戶了。第二天，公社黨委書記就把我給看住，連看三天，到第四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來，我就問他會不會殺我頭。

　　他跑到縣委去匯報。接著縣委書記陳庭元來到小崗，發(fā)現(xiàn)我們確實分田到戶了，嘆了一口氣，就批示小崗干到秋天，說是干得好再向黨匯報，干不好收回來。

　　哪知道沒干到秋，陳庭元就頂不住了。有人說這樣做沒有文件，小崗在挖社會主義墻腳，開歷史倒車。

　　后來地委書記王郁昭來到小崗，他說，你快帶我看看。

　　我家那時分了四五十畝地，種的花生和水稻，糧食多得沒地方擱了，連床底下塞的都是糧食。結果王郁昭就說，定罪定不下來，那我們就支持嚴俊昌。讓他干三年。

　　萬里也來了小崗。他沒來之前，陳庭元就透底了，說：“萬里要是來了就實話實說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萬里來了再說�！�

　　萬里來了，看了，說了句：好！中國這么多共產黨員都不敢走這條路，為什么？怕丟了烏紗帽，丟了官。很多共產黨員他不是為人民的，他為了自己的那個“官”。

　　他又問，你這樣干可有把握？

　　我說，像這樣干，不管天災人禍，可以不要國家供應，對國家還有貢獻。萬書記可能準我們多干幾年？

　　當時萬里就說，那能干��！地委批你干三年，我批你干五年。

　　當時我恨不得趴在地上給萬里磕頭。

　　萬里視察了一遍很滿意，臨走時我問他：“你批我干可有紅頭文件？政府要是找我麻煩怎么辦呢？”

　　他說，不錯，我是沒有紅頭文件，誰要是找你麻煩你就這樣問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辦法？如果對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過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現(xiàn)在多，作出的貢獻大？他要是說不出什么好的辦法，就讓他不要管你，他還得跟你學習。

　　相信嚴俊昌一定很難體會萬里此時的矛盾心情，因為無論是憲法還是中央文件，依然明確規(guī)定“包”為禁區(qū)。